【六四】一個港人的六四記憶

事情過去了整整31年,關於六四的故事,流傳著數以百計的不同版本,每一個都繪聲繪色,特別是發生在天安門廣場最後一個晚上的事情,竟然演繹出許多迥然不同的結局。基於「先入為主」的習慣性記憶,以及人們不自覺地對於感官刺激的情節會留下更為深刻的印象,大多數人記憶中的「六四」,離不開「血腥鎮壓」和「坦克碾壓」等關鍵詞。

作為曾經在北京工作、生活了20年的我,每次看到相關的報導,都會有一種衝動,想出來糾正一些不完全、不正確,甚至扭曲事實的報導;希望藉著以下的回憶,能夠幫助更多的人了解當年發生的事情。

1989年春秋之交的北京,隨著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的逝世,氣氛變得有點不同尋常。當時中央電視台準備為1990年北京亞運會採購8輛OB VAN(電視轉播車),江蘇省電視台的演播室設備的採購也進入白熱化的競爭階段,我作為廣播電視設備供應商德國BTS的駐華代表,參與了這兩個項目的競爭。基於工作的需要,我不斷輾轉北京、南京兩地,也親自見證了當年發生在北京的民運,以及終結它的「六四」事件。

筆者當年曾經長期居住在北京釣魚台的清露堂。清露堂的前院養源齋是習近平接見金正恩的地方。相片是他當年在養源齋的留影。

住在長安街 目睹悼念速變為遊行示威 

我當時住在東長安街的華僑公寓,鳥瞰長安街,馬路對面是外交公寓,距離天安門只有3公里。4月15日,胡耀邦逝世,4月16日,各界民眾聚集在天安門悼念胡耀邦;但從4月17日開始,悼念活動演變成以北京各大高校學生為主的遊行示威,學生不斷湧上街頭,高舉學校的旗幟,高舉「反對貪官污吏」、「為胡耀邦平反是非功過」、以及和爭取「民主」、「言論自由」等相關的旗幟,走到長安街,走到天安門。每隔一、兩天,就會有遊行隊伍經過我家樓下;記憶中這些年青人情緒非常高漲,參與的人數從開始的幾千人,發展到後來的幾萬、幾十萬。

作為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百姓的態度是開明的。大家對部分貪官污吏的所作所為看在眼裡,心裡積壓了許多不滿,因此,對學生的行動大都報以鼓勵和欣賞。記憶中百姓的參與度非常高,乃至後來席捲全國,並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回想當年的情況,雖然當時的通訊設備和資訊交流遠遠沒有今天的發達,但基於當時中央內部對民運事件的定調並不統一,部分領導對於政治改革持有相對開明的態度,並不介意讓百姓接收這些信息。在這樣的情況下,全國各級政府均對事態的發展採取靜觀其變的態度,對媒體關於89民運的報導並沒有採取過多的干涉。用一句話來形容當時大部分中國人的心情,是樂於看到一個積極性的結果,也就是希望有所改變。

當事情愈演愈烈,當全球媒體和西方政客都在讚譽北京發生的事情,並不斷推波助瀾的時候,中央終於認識到事情的嚴重性,並決心制止。這個時候,西方敵對勢力開始展現了他們的不滿,並在隨後的30年裡不斷藉此事件攻擊中國政權。

4月27日,上百萬北京學生和市民參加遊行,抗議日前《人民日報》社論。聲勢之大出乎預料。遊行隊伍中的橫幅和口號有:「民主萬歲,人民萬歲!」「廉潔的中國共產黨萬歲!」等。
從4月17日開始,悼念胡耀邦逝世活動演變成以北京各大高校學生為主的遊行示威,學生不斷湧上街頭,高舉學校的旗幟,高舉「反對貪官污吏」、「為胡耀邦平反是非功過」、以及和爭取「民主」、「言論自由」等相關的旗幟,走到長安街,走到天安門。相片:六四檔案

我們沒有證據說整場89民運是由美國策動的,但明顯地是和美國有密切的關係和聯繫。89民運的領導者所追隨的是美國的價值觀,並企圖借美國的力量來推動中國的政治改革。據法新社報導,流亡美國的柴玲等多名前學運領袖出席了美國國會舉行的六四25週年聽證會。柴玲在聽證會上表示,她曾希望中國軍隊在1989年6月3日夜間至4日鎮壓學生的時候美國會出面制止,並對美國25年前對待八九民運的做法發出譴責。她亦表示當年時任美國大使李潔明(James Lilley)曾私下對她透露,華盛頓「不在乎」北京當局的鎮壓行動。這明顯在暗示,華府期待的是一場鎮壓,一場血腥鎮壓!

實際上,這反映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敵對勢力事前期待天安門發生流血事件,他們以為這場顏色革命就要在中國實現了!當年這些熱血青年大部分都是愛國者,他們希望國家變得更好,對一些不良社會想象不願意袖手旁觀,置之不理,但他們同時也受到美國文化的誤導,被「民主」、「自由」的空泛口號引向了歧途,以為中國走民主政改路線能夠幫助中國變得更強大,卻沒有意識到問題背後的複雜性,沒有意識到西式民主的局限性,以及西式民主本身存在的難以解決的困局,純粹被輿論所迷惑,一廂情願地參與到這場運動中。他們不知道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邪惡軸心,就是希望天安門發生流血事件,希望中國內部產生動蕩和混亂。

1989年這場動亂,幾乎已經要讓他們得逞了!中國差一點就成為了繼前蘇聯之後第二個解體的國家。幸運的是,鄧小平在最後關頭力挽狂瀾!果斷地制止了這場動亂!這完全不是西方政客和媒體所希望得到的結果!他們就像在非洲叢林中拍攝獅子獵食角馬的攝影師一樣,等待了一個多月,卻等不到一個他們希望的血腥的結果!自然是不甘心,所以他們寧願繼續發揮想像力,就像當時天安門廣場副總指揮柴玲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也曾經表示,她就盼望看到天安門血流成河的結果,來實現她幻想中的人民的覺醒。但她看不到了!於是和那些西方記者一起打造了「天安門大屠殺」的謊言,企圖以此挽回他們的失敗,不能不說,柴玲們太卑鄙了!這些謊言製造出來的罪名,壓在中國政府的頭上三十一年了!今天終於借香港反修例的契機,使香港民眾意識到當年對國際政治的無知,再慢慢通過資訊,了解到這個欺騙了香港人三十一年的大騙局。


解放軍空槍進城  被拉下軍車圍毆 

回到當年六四前後的現場。北京從4月17日學生開始遊行,到5月20日實施戒嚴,軍隊開始從四面八方徒手進城,受阻於百姓的阻攔和勸說無功無返,到後來解放軍手持卸掉了槍栓的空槍進城,希望起到震懾作用,結果大量槍械被學生繳獲,軍人被拉下軍車圍毆,軍車被點火焚燒;可以看到政府在這一刻之前,還是希望和平解決天安門事件。

學生也曾因看不到希望而答應政府在5月31日退出天安門,結束靜坐行動;然而卻在5月30日收到香港支聯會送來的支援物資,學生受到鼓舞,又重新振奮起來,決定繼續戰鬥下去。及後政府才下定決定,採取果斷措施。

斯諾登後來在與NBC的談話中已經證實,香港支聯會的資金是來自索羅斯的反華基金,且數目巨大。如果斯諾登的證詞屬實,就能證明美國當時已經企圖插手89北京民運;亦證明了香港支聯會雖然以支持六四為名,但其反華的立場是毋庸置疑的。

再回到六四現場。不能不說,香港支聯會在這個時間點送來的物資是一個很大的變數,如果沒有支聯會的這個行動,學生很可能在5月底就退出廣場,後來的一切就不會發生了。

到了6月3日下午,軍隊終於全副武裝,分別從東南西北開入市區,一路上受到部分北京市民所設置的路障的阻攔,軍隊開始對天開槍。到了傍晚,我所居住的建國門附近、西長安街的木樨地、和六部口一帶都響起了槍聲。隨著時間的推移,軍隊開始強勢推進,這個過程應該已經出現了傷亡,主要是和城區內的市民的對抗中,雙方都有了死傷。我們事後從電視和報章上看到的圖片,可以看到軍隊所面對的,是生和死的抉擇,有些軍人被燒死在車上,有的被吊死,腸子都被拉出來了……北京市民和軍隊之間對抗的強度,遠遠超出我們想象的範圍。

很多人不明白為什麼軍隊最後要開槍,實際上從軍隊前期的克制表現,以及空手入城等行為,這個決定肯定不是最優先的排序。

1989年6月4日早晨的木樨地。相片:六四檔案圖

「天安門沒有殺死任何一個人」絕食四君子作證 

國務院發言人袁木曾經表示:「天安門沒有殺死任何一個人」。我個人認為,不管有誰要站出來為歷史作證,我認為最權威、最可信的莫過於6月2日開始發起絕食的「天安門四君子」(侯德健、劉曉波、周舵、高新)。其中特別是後來被驅逐出境的台灣作曲家侯德健(歌曲《龍的傳人》原創者)事後接受採訪的視頻,以及已故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對侯德健的證詞的肯定。很多人會說:侯德健只是說他自己沒有看見屠殺,沒有看見坦克壓死人,廣場那麼大,他沒看見的未必沒有發生過。

我在這裡解答網上的這個懷疑:其一,天安門雖大,但卻一望無際,尤其是毛澤東紀念堂以北,沒有任何阻擋視線的建築物,即使廣場中央有一個人民英雄紀念碑,但當時「天安門四君子」佔據的恰恰是紀念碑這個制高點,因此,他們能夠看到整個天安門的任何情況;其二,廣場在6月4日凌晨一點開始,數十萬示威學生逐漸散去,最終只剩下4,000多人圍繞在紀念碑周圍,軍隊也逐漸收縮包圍圈,這個時候,毛澤東紀念堂一帶被軍隊佔領,沒有學生,因此,4,000個學生全部在紀念碑周圍,一目了然。因此,不存在其它可能性。

清晨四點過後,天安門曾經一度滅燈20分鐘,對學生心理產生了震懾的作用,學生開始集體表決,決定去留,最終結果是決定離去,並派出劉曉波和侯德健為代表,高舉雙手向政府代表表達了學生離場的意願,及後得到政府回應,同意他們從廣場東南角離開天安門。

學生在4:45開始以緩慢的速度向廣場東南角移動,中途有部分學生堅持不願離去,軍人不得不持棍棒上紀念碑實施驅趕,軍隊的坦克也開進廣場碾壓廣場上的構築物(民主女神像)和帳篷,但沒有造成傷亡,否則侯德健和劉曉波一定會提出控訴,學生全部在清晨六時左右退出了天安門。

柴玲被指造謠說天安門廣場發生大屠殺事件; 侯德建說 : 「需要用謊言去打擊說謊言的敵人嗎? 難度事實還不夠有力嗎? 如果我們用謊言去打擊說謊的敵人,那只是滿足了我們一時泄恨的需要,而這是很危險的事情,因為你的謊言可能首先被揭穿,那麼之後你再也沒有能力去打擊敵人!」

北京六四前後到底有多少人死亡,國務院發言人曾宣稱大約300多人,但後來根據各大醫院匯總的數據,大概是478人,裡面軍隊佔據了數十名。這些傷亡主要來自軍隊進城的各條路線上的激烈對抗,其中有市民,也有學生,但並非發生在天安門。有些人覺得這個數字也太大了,我也同意,但北京實在太大了,北京市民的強悍遠遠超出我過去的想象,我們看到很多軍車、坦克被燒毀,也有些人擠進了裝甲車,和士兵在爭奪駕駛權的過程中橫衝直撞,造成了四條人命。此外,北京城內有大量復原軍人,他們原來都是驍勇善戰的戰士,有人傳說軍隊前期被搶走的槍支彈藥,後來被用來阻擊士兵了,不管傳說是否屬實,軍隊入城後遭遇的困難是可以想象的。

六四已經過去31年,然而,圍繞六四最常被提及的——天安門大屠殺、血流成河、坦克碾壓人群等謊言仍然不斷被「口口相傳」。通過去年至今的香港反修例運動,當我們眼皮下的事實被媒體扭曲成另外一個故事,人們就會回想起六四,也會想到如今的中國是如此不擅於國際文宣博弈,當年的中國就更不用說,自然是會被國際輿論打的毫無招架之地。整個故事的主線只能由這些西方媒體來主導。

希望這個謊言終止在我們這一代,也希望更多人站出來,向香港乃至國際社會解析六四的不實傳言,並嘗試站在國際政治的高度上去理解當時中國政府作出的這個艱難的決策。


千朝量

一位曾經居住北京二十多年的香港人,親身目睹89年民主運動的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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