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客】香港這本書真的難讀嗎?


前新華社社長(中聯辦的前身)姜恩柱曾經說過香港是一本難讀的書。是真的嗎?

一本書難讀與否有幾個因素。當然最重要的是要從頭讀起。有前因才會有後果。 如果不看開頭只是從中間讀起的話《基度山恩仇記》會變成一個冷血殺手的故事。 但不好意思的說,香港人無論是什麼的政治傾向以及層次都對自己住的地方過去發生的事情不太感興趣,或者就算知道,很多時也無法與眼前發生的事情掛在一起以古鑑今地去分析。

香港現在的政治衝突的形態是在1949中國大陸解放後的50年代開始的。1949年之前不是沒有政治矛盾,但性質與49年後的很不一樣。 大陸解放後香港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情況每一個10年都有比較大的變化,因此各個政治體的性質取向也隨著時間而轉型,最明顯的大改變的因素就是回歸後英國不再統治香港,變成「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50年代 只分左右兩派

話說重頭,50年代香港的政治對立情況是比較簡單的,只分左右兩派。而且是比較單純的左與右,裡面細分的情況比較小。

那個時候的左派是反資本主義,反殖民,反帝國主義,親中國大陸,有很濃厚的社會主義的思想以及生活方式,成員主要是草根階層的勞動份子。

右派則主要是反共人士,包括大量從大陸各地逃難到香港的市民,他們支持當時的中華民國台灣,不反對殖民主義及港英殖民統治,傾向支持國際上反共國家的侵略行為。 他們主要是中產階層的打工仔,但社會高層以及草根的大陸難民(比如調景嶺的山邊居民)也很多是激情地反共的右派份子。

當時兩派的對立造成1956年以及1967年的兩次大動亂,沒經歷過或者不知情的可以上網去查看。

好了,67年以後,2020年反修例風波之前香港好像再沒有發生大型的左右派或者社會衝突,為什麼呢?

那是因為在67年反殖民地動亂後的60年代後期到97回歸前夕,香港的社會發生了幾個重要的變化。


1966年5月中國大陸爆發“文化大革命”,其後香港左派在1967年初借新蒲崗一家工廠勞資糾紛,罷工工人被警方打傷打死,引發香港67暴動。圖為當時左派群眾到港督府大門外貼大字報、揮動《毛主席語錄》、並高呼口號。相片:網上


「新左派」出現  親中左派消失

第一,是一些「新左派」的出現。 第二,是傳統(親中)左派的消失。 第三是回歸談判準備階段中英雙方的政策與動作。 第四是97回歸中英雙方的實際談判情況以及過渡。最後當然是回歸後香港的管治了。

期間每一個因素都對香港的政治派別造成了變化以及影響,但是1969年「新左派」的出現是非常的關鍵的。

所有「非親中」的左派團體出版的書籍或文章都會提到一個香港人不分年齡背景都十分陌生的名字,就是吳仲賢。雖然他很早死去,而且後來還為小資產的財經雜誌甚至娛樂事業服務,但他是公認的「新左派」的開山鼻祖。

我所稱的「新左派」,有幾個特點:1)是反斯大林/毛澤東派別的馬克斯主義。他們其中很多成員是屬於國際托洛茨基派的共產黨派別的;2)極度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包括日本侵華)和殖民主義; 3)反對中共的中央集權 ;4)鼓吹在所有層次進行普選(哈哈,原來「普選」的最早起源跟彭定康以及泛民是沒關係的)。

如果你對吳仲賢沒有認識的話我說另外一個人你一定會知道的:長毛。 對了,長毛是共產黨來的 (但對中共他是劃清界線的),最少曾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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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左派」的開山鼻祖:1970年代吳仲賢是保釣份子,亦是中文合法化,和「反貪污、捉葛柏」運動主要發起人,出版過《70年代雙周刊》宣傳反建制,1980年代加入新聞界,辦《政經周刊》報導嚴肅時事話題。相片:網上


新左派組織社運 反中反殖民

新左派的興起有幾個因素。第一是有些先導者(比如吳仲賢)是國內出生,對國內的情況比較熟悉,不喜歡中國大陸中央集權的「獨裁」共產統治,但是他們又讀了不少共產的書籍,覺得共產主義是好事但中共卻偏離正軌,因此很多成為了反中的「托派」。  第二,他們來到了殖民地的香港,又經歷了67年港英殖民政府的鎮壓,對殖民地的統治有第一手的認識因此非常不滿,托派「不斷革命」的理想自然成為他們行動的綱領。當然這些人也包括了香港出生的青少年,特別是勞工子弟的後代和被殖民政府欺凌的港人的子嗣。

後來這些新左派人物,(包括留學澳洲,在典型親殖民,資產階層的女拔萃書院教過書,年輕時已經一頭銀髮,到現在還健在的莫昭如)在70年代初期組織了很多社會和政治運動,包括對香港影響非常深遠的「中文合法化」運動,保衛釣魚台運動,「反貪污,捉葛伯」運動, 「男女同工同酬」運動等。

除了長毛以外,另外一個年紀比較大的人會知道的是進了娛樂圈的岑建勳。

「新左派」人數不多,但是很多參加他們發起的運動的人並不是托洛茨基派別甚至是其他派別的共產黨人,他們只是被新左發動的運動的正義性感召。 新左對香港的社會和社運的影響異常深遠,他們推動的官府用中文,反貪,男女平權等都是今天香港的主流思想,對普選的渴求其實也是他們帶來的。


1970年,美國將釣魚島私下擅自交給日本,引發香港的70年代保釣運動。1971年7月7日,千多名學生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辦和平保釣示威,近千名警察在威利警司率領下,向示威學生展開包圍,之後威利警司突然下令行動,大批警察即時衝向示威群眾以警棍毆打。相片:網上

香港記憶| Hong Kong Memory
新左派在70年代初期組織了很多社會和政治運動,包括1973年高呼「反貪污,捉葛伯」的學生運動。相片:政府新聞處圖片資料室


窮苦愛國左派中產化  脫離社會主義

那麼當年親中的左派又去了哪裡呢? 可以說是向右擺了,變成變相的「親英」,「親政府」人士。 為什麼呢? 因為在67年以後北京大概因為97回歸以及中美行將建交的關係,吩咐香港的親中份子不要再與港英殖民政府對抗,以平穩過渡為最終目的。沒有人可以提供文件證明大陸這個表態,但是在親中圈子裡是大家都知道有這回事的。

這些窮苦人家出身的「愛國份子」在七十年代中期以後也隨著香港經濟的發展從草根階層變成了家境很不錯的中產階級。 以前中資機構的薪水與本地,外資的企業甚至政府的工資水平相差很遠。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曾經說過自己第一份職業是在親中的培僑學校教書,工資只有政府學校一半多一點,而當時培僑的校長的工資比他更低。但是七十年代以後中資企業/教育機構等慢慢與本地企業和政府的工資水平拉近,當然外資的比誰都高些了。

此外,九十年代以後更因為基本法裡面提到的資本主義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促進了這個階層的人的中產化。 中產化的過程使得這些人與共產主義,甚至社會主義脫離,成為了一個以國家甚至國粹為重心的階層。 建制派,或者是親建制派的人很多都是這些人或者是他們的下一代。這一幫人的特色是:親中,或者最少對中國/甚至中共都沒有惡感,批評反政府的習慣變成「親政府」,特別在回歸後。 因為他們大多在普通的學校讀書時接受的歷史觀是國民黨在1949後在香港傳下來版本的緣故,因此傾向於「大國沙文主義」與「大漢主義」,與中共推行的國策很不一樣。他們國家主義味道非常濃厚,在政治方面是傾向避免衝突的「俾面主義」。當然這些「右轉」的親中份子裡還有一些保留社會主義理想的人在裡頭,而且他們基本上是保留了六十年代文革時期的「反帝國主義」思想。

但這個弱化了的愛國左派,也是所謂的建制派,是喪失了尖銳的批判精神以及「鬥爭」的精神。他們在後來的政治運動中的效能被削弱。


弱化了的愛國左派:中產化的過程使得親中的左派與共產主義,甚至社會主義脫離,成為了一個以國家甚至國粹為重心的階層。 建制派,或者是親建制派的人很多都是這些人或者是他們的下一代。這一幫人的特色是親中,但傾向「俾面主義」,喪失了尖銳的批判以及「鬥爭」的精神。相片:李斯哲/大公文匯全媒體

右派後代從反殖到反中  典型代表AV

那傳統右派又變成怎樣呢?  它也有明顯的變化,甚至是反轉過來的變得激進。

這個在開始時反共,親英的中產精英階層在七十年代後變得沒有那麼的親英殖民,甚至蛻變成為有點反殖民地的階層。這種反抗的心理的形成不是沒有原因的。 雖然他們的上一代是當年逃難到香港受到英國人庇護,而且非常感激殖民政府的難民,但他們自己卻在香港出生,已經沒有英國人「恩賜」他們這個概念,對政府甚至私人機構的高層用人唯「英」,唯「外」感到不滿,也不喜歡香港人二等公民的身份和只能領取不能居英的英國護照這個齷齪的安排。

但是,他們卻因為教育/家庭/閱讀/自己對將來(回歸後的)利益的看法的關係仍然非常不喜歡中共。他們開始時是中共與英殖都反,但到了回歸後香港不再是殖民地,再也沒有反殖的理由後他們就變成單純的反中,甚至逢中必反,逢政(府)必反的一個階層。這一群人開始的時候基本上是比較理性和平的改良主義的精英份子(典型的代表是早期的AV仁),回歸後因為港英的消失因此反對/抗爭的精力集中到抗中方面,自然也成了香港政界的一股力量和一個問題。

這些人成為了現在(老派)的泛民。他們在社會上,事業上受惠回歸前因英國人撤退而「退位讓賢」造成的十年的好景,把殖民制度不民主的積怨埋在心底或者拋諸腦後,甚至回歸後還擁抱港英當年殖民的殘餘元素。


右派後代:回歸後因為港英的消失,從反殖到逢中逢政府必反,成了香港政界的一個問題,典型的代表是早期的AV仁(民主黨的何俊仁)。圖為何過往在立會公然瀏覽艷照和睡覺的情況。東網拍下他「睇女」的照片,寫到:「未知何俊仁是否如古人般憂國憂民,在尋覓民主女神。」圖片:東網


新左派遺傳港獨  反中思維大行其道

好了,你會問,過去七八年興起的本土/港獨思維又是哪裡來的呢? 

首先,撇開境外勢力在香港的煽動的因素,香港大中學生甚至其他年輕人的激進行為是上世紀香港新左派的遺傳。他們與以前新左派的共同點是把自己的「前途」、「事業」拋諸腦後,不顧一切的用浪漫情懷去搞社會與政治運動。 當然與過去很不一樣的是現在搞事的一些少數頭頭在財務上是風生水起,但是只是跟隨在後面的一大群年輕人除了有免費餐飲甚至毒品,以及有些出事後有律師費以外,卻是和以前的學運領袖一樣是一窮二白的。

另外他們也當然深受很多成為老師的上一代中產右派份子的反中反共思想影響,對中國大陸非常反感。

上面提到新左派以前討厭並針對英國人的殖民統治,現在英國人離開了但他們批評中國大陸的言論似乎已經深藏在基因裡面。 加上在經濟轉型下年輕人上升動力降到很低,因此當年新左派的激烈行動與反中思維在看不到前景的學子/草根階層裡面大行其道。

當年托派的理想甚至行動綱領的多層次自由選舉(直選/普選)也成為了他們的烏托邦。 傳統泛民祇是順應這些年輕人的願望去用極端的選舉建議來做招徠保持他們政治上的優勢。

可是,當年新左派(托派無政府主義)的極左思想在這些年輕人裡面蛻變成為極右的反共法西斯思想,對中國大陸的人民和文化產生了納粹式的排擠,不得不讓人懷疑幕後是否有黑手了。

政府表示,有集會人士揮動港獨旗幟,發表港獨言論,予以強烈譴責。(美聯社)
現時香港年輕人的激進行為是上世紀新左派的遺傳,共同點是把自己的「前途」、「事業」拋諸腦後,不顧一切的用浪漫情懷去搞社運。相片:美聯社


殖民者變盟友  年輕人望「歸英」或獨立

另外因為英國人的離去讓很多這類的年輕香港人因為對過去產生的幻想造成了「斯德哥爾摩症候群」,過去壓迫/剝削香港人的英國反而因為他們覺得現在大陸「打壓」香港而在他們心目中變成了「盟友」。這個心態的極端反射是希望香港「歸英」或者是英美協助香港獨立。

令人感到詫異的是有些極左的托派人士居然與極右的法西斯曾經打成一片,比如長毛與黃毓民有一段時間「攬頭攬頸」。但如果大家知道在西方近代史上極右的政治團體收買托派來對付政府與敵對團體是時不時發生的事情就見怪不怪了。

長毛可以在競選期間掩飾自己的共產黨身份和思想那麼久,祇是說自己是「左派」,絕口不提自己有共產主義的理想以及帶著革馬盟的極左共產背景,對於推銷激進的反中反政府思維與行動是很有幫助的。他在開始競選後絕口不提他的反英反美反帝國主義,只談反中共。  我和很多人談過,他們居然都不知道他是共產黨來的,你看掩蓋得多麼好。

這一切一切很多人認為都是後面有人策劃的,我也贊同。當然包括某張報紙的老闆,一個在裡面當過高層的作家曾告訴我,當年就見過老闆給長毛開支票。


過去壓迫/剝削香港人的英國在年輕香港人心目中變成了「盟友」。這個心態的極端反射是希望香港「歸英」或者是英美協助香港獨立。相片:Apple Daily


回歸後經濟管治下滑  托派在年輕人中紮根  

社會上種種因素包括上述的英國人的離去,經濟沒有回歸前的好景,回歸後管治比較鬆懈等都讓托派的反官僚,反權威,把警察視為人民公敵, 全民投票,直選普選的「理想」,「思想」在年輕學子中間開花與紮根似乎是正常的發展,但當年新左派反殖民反帝國的思想就完全絕跡,我就不相信是偶然了。

當然,基本上新左所屬的托派在90年代因為害怕回歸的關係基本上已經淡化甚至滅亡,但透過在新面貌出現的長毛以及後面金主推動下年輕人接受了烏托邦思維,到後來又再進一步自然演化成為極端的本土至上以及港獨的潮流。 他們反中的目的因為以前反共右派宗主「中華民國台灣」已經放棄「反攻大陸」而不再是要「反共救國」,而是要完全脫離中國的統治以及中國的傳統文化,這個發展其實與「金主」開始的盤算可能已經有些差距,也是很多人始料不及的。

到了今天這個爛攤子要怎樣收拾是另外一個話題。 要注意的是香港人的反叛性格是歷來也有的,不能當作是突發的。很多人只是責罵香港的「廢青」,我是很反對的。 就是他們是廢青也是家庭、學校、社會與大環境的產物。 就如上面所說有前因才有後果。 要解決就要從香港人遺傳下來的社會基因著手,這裡暫不討論了。

本文寫在國安法在香港實施之後,2019年的社會動亂在國家的加強監控以及切斷與境外勢力的勾結下已經是強弩之末,但暫時來說政府並沒有在年輕人當中建構新的,正面的價值觀的行動。甚至連計劃也只是「得個零字」。

要怎樣才能疏導他們錯擺的正義感,讓他們浪漫的革命情懷不會變成純粹虛無的破壞激情,而是像當年一樣轉移到正面的,建設性的方向,使得他們可以發揮正能量去改進社會的不足,仍然是一個沒有頭緒的課題。如果只是把他們的反叛情緒用行政手段壓下去,或者光用當年英國人有意無意之間培養的物質主義和拜金主義來麻醉他們的心靈是非常不健康的。 香港要走的路還是很長。


莫遂興
從小就很不喜歡假貨。因此很討厭那些學棍、政棍、法棍。偏偏又在外國與本地讀了很多法律與政治書籍,有兩個法律學位,所以興趣是與他們研究研究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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