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局】林鄭上任後的「大和解」是錯的嗎?——從中共的歷史看問題


特首林鄭月娥上任後不久提出了(與反對派)「大和解」,又參加了民主黨的聚會,捐款三萬,引來「藍營」百般批評。 說她給敵人捐款很笨,極端的還說她是掩蓋的英國/黃屍特務。當然這些「法輪」式的謾罵是很無稽,但她的「大和解」是否錯的呢?   提出「和解」方向是因為她天真爛漫,抑或是「阿爺」著她做的呢?  這些問題難作定論,但讓我嘗試從中共的歷史裡找出些端倪吧。


中共的歷史是和解的歷史 – 國共三次和解

很多人以為中共是槍桿子出來的政權,哪裡會跟你和解呢? 這是很不對的。 從歷史看中共你會發現它的一百年根本就是和解的歷史。太早的不說,與美國的恩怨和「和解」也不說,但大家都知道的「國共第二次合作」就是「大和解」的典型。 

話說中共與國民黨第一次合作於1927年成功擊敗北洋軍閥後,蔣介石的國民黨馬上進行「清黨」,中共被逼退守江西湖南農村地帶,但1934國軍第五次圍剿成功把中共從這些地區完全逐出,中共被逼「二萬五千里長征」,在南方的江西/湖南等地用步行的方式遷移到北方貧瘠山區裡的延安,本來差不多二十萬的軍隊在結束時只剩下三萬人。

但退到延安後蔣介石繼續下令地方軍清剿中共,負責的是西北軍和東北軍,統領分別是楊虎城和張學良,但他們對中央不叫他們抗日,反而著他們打中國人很不滿。他們又被中共的「統戰」感動,因此在1936年的12月發動了「西安事變」,挾持到訪的蔣介石,逼他簽訂與中共合作的和約,以驅逐日本人為共同目的,蔣被逼答應。這次是中共與國民黨的一次大和解,史稱「國共第二次合作」。



在「第二次國共合作」中,國共兩黨高層交往。1937年5月,毛澤東(右二)、朱德(右四)、葉劍英(右六)、同國民黨中央考察團成員蕭致平(右一)、涂思宗(右三)、邵華(右五)在延安合影。


也許你會說,那時中共的軍力相對國民黨是非常弱小,當然希望求和啦!這不是完全對的。中共到延安後就開始改革,促進農業,本來非常貧窮的人有衣穿有飯吃,軍隊強了很多,剿共軍隊損失不少,因此當時他們的形勢不是那麼險惡的。 

而且大家還要知道,國民黨當時是殺了很多中共官員,甚至只是支持者的家人。 以毛澤東為例,西安事變發生時國民黨已經殺了他一弟一妹,以及心愛的夫人楊開慧,而且妹妹與夫人都是被逮捕後冷血的處決不是戰死的。換了是你,你會去和談嗎? 抑或是恨仇不共戴天死也不談?

這次「國共合作」是成功的,1945年日本戰敗,中共壯大很多倍,但對手蔣介石在美國支持下武裝力量增強了很多,之前軍閥的各自為政已經消除,所有部隊都聽命中央,因此瞧不起中共的土槍土炮。 但在美國的堅持下,蔣答應和中共和談。 其實當時毛澤東是很不願意談的,國民黨內佈滿中共特工,讓他知道蔣介石根本沒有和平共存的打算;1927年的經驗也告訴他,蔣介石的不可靠。而且那個時候,毛澤東犧牲了的家人已經有四個了。但是1945年8月在美國人的慫恿下,他還是去了重慶與蔣介石和談,最後簽訂了只有意向並無實質的「雙十協定」,但性質上也屬於「和解」。



西安事變發生時國民黨已經殺了毛澤東的一弟一妹,以及心愛的夫人楊開慧(見圖),而且妹妹與夫人都是被逮捕後冷血的處決不是戰死的。換了是你,你會與國民黨和談嗎?


1945年8月,毛澤東還是去了重慶與蔣介石和談,圖左起: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Patrick Hurley),蔣介石,毛澤東。圖片:網上



毛澤東的和解智慧

那你又會說,在處於下風和與對手相差不太遠的時候,和解是無妨,但是中共在極度強勢的時候不應該和了吧? 中共在1949年內戰後期,非常優勢的時候不與國民黨講和,窮追猛打把他們趕到台灣不是例子嗎?毛澤東在詩裡還說「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呢?

沒錯,如果是真的非常上風,在戰略上又沒有和解需要的話是不必談的。 但是情況不是不會變的。 今天的策略需求與明天的可能不一樣。你在某一方面絕對的上風(比如人數),但其他方面(比如科技,政治,外交)不一定有優勢。你在大環境上佔優,但在某些區域可能相反。 

舉個例,1949年中共解放了整個中國(除了台灣)是不是就可以不再跟國內的國民黨殘餘份子妥協呢? 當時中共很多人就認為既然我們已經當權了,就不用對那些反動份子客氣,「殺無赦」就可!  你知道毛澤東如何反應? 大家看看他在1956年向黨的發言,後來成為「論十大關係」的第八章就知道了。 

他說:「…不是没有可殺之罪,而是殺了不利」(所指的是溥儀及一些有政治影響力的人物)。又說「…殺了他们,一不能增加生產,二不能提高科學水平,三不能幫助除四害,四不能强大國防,五不能收復台灣……」。跟著再說:「…使他們有自新的機會。這樣做,對人民事業,對國際影響,都有好處」

跟著他補充說:「假使有人丟個炸弹,把這個屋子裡的人都炸死了…你說殺不殺?那就一定要殺」。

1945年9月在中國重慶,毛澤東和蔣介石舉杯慶祝抗戰勝利。 圖片:AFP

從上面這幾句話總結毛主席在開國動亂結束後,對國內反動派的三個原則是:1)政治上有重大影響的不殺, 2)對國家的建設有幫助的不殺, 3)反動又有暴力行為的,殺無赦。

要知道紮根農村的中共當時是完全沒有城市管理的經驗的,而且在大城市裡的居民,像今天的香港一樣,大部份是很「反共」的。 黨內的技術人才數量,比國民黨殘餘少很多,而且水平也及不上。 因此毛澤東主張不殺這些人,以改造為方針,讓他們為新中國的建設作出貢獻。而且他還看得出如果亂殺的話,在國際上會惹來不好的名聲,可能給台灣藉口慫恿美國和盟國協助他們反攻大陸,那就麻煩。

結論是毛澤東當年在中共大權在握後,對國內的反共反動份子的態度是以「和解」為主軸的。 那時考慮的不是打仗而是建設國家,因此與之前戰場上的策略是有變化的。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向全世界莊嚴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他能夠成功立國,和他的和解智慧不無關係。圖片:網上



林鄭的「大和解」—— 傳統中共應付反動派方針

鄧小平在三十年後香港主權移交過程裡把這個「橄欖枝」再改頭換面的複製一遍。他在1987年接待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時作出這樣的講話:「有些事情,比如一九九七年後香港有人罵中國共産黨,罵中國,我們還是允許他罵,但是如果變成行動,要把香港變成一個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對大陸的基地,怎麼辦?那就非干預不行」。(講話全文 http://www.locpg.hk/2015-03/18/c_127503257.htm

鄧其實是仿效了毛澤東1956年的政策,向本地以及對岸的「反動派」表達和解的意圖。原因還是那幾個。若香港「反動派」不協助維持現狀,很可能這個城市會馬上垮掉,國際資金也會撤走讓香港變成空城。而且鄧像毛一樣顧及台灣的狀況,嚇怕了台灣就很難收回。 但是他倆都說你搞真的暴力分化就要對付。2019年的黑暴事件和近期攬炒十部曲,就是暴力分化的典型。 

鄧小平提出的原則在回歸後歷任政府都是遵守的。張曉明在港區國安法推出後的記招裡也特別提到鄧的「能罵但不能亂」的原則。

因此林鄭的「大和解」方向其實是傳統的中共應付國內反動派的方針。至於到底是「阿爺」叫她這樣做,還是自己心軟就不得而知了。林鄭在和解「破裂」後就馬上行動,不理反對用社團條例禁止港獨人士結社。2019年的黑暴風雲裡,在所有反對派和國際媒體強烈攻擊下,她還是堅持使用越來越硬的手法來鎮暴,就是當年毛澤東說的使用暴力和鄧的「把罵轉為行動」就一定要對付的原則。

在2018年的民主黨黨慶當晚,林鄭獲安排坐在主家席,與前黨主席劉慧卿祝酒,兩人看似言笑甚歡。林鄭的「大和解」取態跟毛澤東應付反動派方針一致。 圖片:曾憲宗/明報


反對派和激進藍派  不明和解的智慧

反對派拒絕妥協和譴責暴亂,又或者因為後面「金主」的驅使,把「和解」當作笑話是他們自己的問題。解放初期也有不少人不識抬舉,以為中共是紙老虎繼續反抗而被清理掉的,但不表示和解是錯誤的,中共一直持續的進行和解和再教育。 除非你真的可以像當年羅馬人把迦太基人滅族一樣,把幾百萬個反共者全部殺掉或者趕出香港,否則和解是早晚要做動作。反對派把它當作兒戲是他們看錯盤下錯棋。關鍵的是反對份子要知道不和解的後果是怎樣的。


2019年香港街頭陷入破壞、烈火、和恐懼當中,但反對派拒絕譴責暴亂,不想社會和解。他們現在的後果怎樣?



當年中共要那些連房產都被充公的反動份子接受和解方案的難度,比起今天香港只是要「反對派」不再鼓吹暴亂是強很多的吧? 足見和解不困難,只是反政府人士的心結而已。香港的黑暴固然卑鄙恐怖,但把毛澤東四個至親殘殺的國民黨又如何?1965年他與投誠的前中華民國代總統李宗仁飲茶時說,蔣委員長此刻在這裡就更開心了。

毛澤東是熟讀中外兵法的一個人。他曾引用德國戰術家卡爾·馮·克勞塞維茲Carl Philipp Gottfried von Clausewitz的名言「戰爭不外是解決政治問題的另類方法」“War is nothing more than the continuation of politics by other means” 。 換言之你跟人家打仗,其實等於要得到一個自己希望達到的和對方也能接受的和解方案。激進的藍派一邊批評反對派不肯妥協老是與政府和中央對抗,可是又跟著抨擊林鄭提出和解是錯誤得,是非常不負責任及自我矛盾的言論來的。 

莫遂興
從小就很不喜歡假貨。因此很討厭那些學棍、政棍、法棍。偏偏又在外國與本地讀了很多法律與政治書籍,有兩個法律學位,所以興趣是與他們研究研究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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