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與友情

情,在政治中,輕於鴻毛。早前,一個好朋友移民到加拿大,不辭而別。我不以為意,在政治風暴中這種人情也見慣了。

這個朋友與我“由細玩到大”,兒時我們一起在她的家中站着表演唱歌,朋友、她的妹妹和我輪流站在幾張木凳堆砌成的舞台,盡力的唱到最好,一點也不害羞。在她家的地上,我們玩過無數的“拍公仔紙” 遊戲,手一撥幾張如麻雀大小的公仔紙吹到地上,就成了我的囊中物,讓我有很大的成功感。小時候,我們居住的鄉村旁有一個駐港英軍的軍營,她的家是做英軍生意的,養了幾間雞屋的雞用以生雞蛋,賣給英兵家庭。我最喜歡與她一起沿着雞屋內一排排的雞籠,倒飼料餵雞和撿雞蛋。有的雞蛋沒有硬殼,軟軟的,撿到時令我樂透了,至今難忘。

在我大約十歲左右,朋友又會帶我一起到英兵的家庭在其高貴的木門拍門,售賣貨品。試過幾次之後,她就讓我獨自拍門,雖然我很害怕,但喜歡挑戰的我迫自己嘗試。我倚靠她教我的一句英文,問開門的英國人要不要什麼什麼,心跳了出來。我一直記着學到的這一句英語,現在卻忘記了。這拍門兜售的經驗讓我練到膽量,之後我嘗試獨自走到英兵的孩子玩樂的遊樂場,開口與他們做朋友,一個一個字的說「You and I,friend」,對方看着我,明白我的意思,就點頭微笑。那種成功用外語溝通給我很大的滿足感,本來自卑的我逐漸增加了自信。

更估不到的是這個在小學考試經常都是排「尾二」的女孩,將來會成為一份英文報章的記者,洋洋灑灑的每周寫一篇英文特寫報道。回想,就是與這個朋友帶着我經歷的「英語訓練場」練出來的勇氣有關。我倆的友誼帶給我很多美麗的童年回憶,亦原來改變了我。

長大了之後,我們一家搬走了,多年後我們在《英文虎報》重遇。在瑞士讀酒店管理的她負責市場推廣,銷售廣告極有技巧,全部酒店的廣告都是她找回來的,上司非常欣賞她。我再不是以往的自卑女孩,在此報館開始了我的社會議題報道。我倆再走在一起,我看着她之後結婚生小孩。

一場政治風暴拆散了我們。看了《蘋果日報》多年的她,與曾經在《壹傳媒》freelance的我,竟然有着不同的取向。曾經支持佔中的我改變了,看清了這個政治運動的虛偽,不再為這媒體供稿。由於情急希望她明白,於是在一段日子裏面發了一些政治文章、資料、以及個人意見給她。自此,朋友不再跟我聯絡,不再回覆我的訊息,亦沒有跟我談過一句話。他的外籍丈夫一直與我很談得來,也沒有與我聯絡了。

在這場政治鬥爭中,我們有得有失,得到的是看清事情,變得更成熟,但當然我們看到的是事情的一部份,深信未來還有更多發現,更多反省。

失去的是感情。過去兩年,很多人失去朋友及家人,親密關係不再,有些斷絕來往。有的甚至只是兩句反駁對方說某人「成魔」之批評, 20多年的友誼就完結了。回看,我們都不成了背後的人的政治遊戲的犧牲品嗎?

政治能夠撕裂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這不單止發生在過去兩年的香港,過去幾年英國人不是為了脫歐與否,很多朋友斷絕來往嗎? 一位曾經在港工作的英國編輯朋友跟我閑聊,我們說到政治的邪惡,分裂好朋友與家人,她說「My close friend of 30 years stopped talking to me last year because we vote for different parties」(去年,我30年的好友不再與我聯絡,就是由於我們投票給不同的政黨)。

情,是否真的是輕於鴻毛?

一直愚昧的以為自己有很多好朋友的我,不太重視失去朋友。曾經在2019及2020年很多人也會相信「道不同不相為謀」這句話,認為朋友失掉了沒緊要。回想,這必不是真理,不同了就要分開?思想不同的人本應就可以在一起的,我們的朋友不是性格都各有特色嗎?只要不違反道德,政治思想不同的朋友,為什麼不可以在一起?讓我們一起思想這個問題,尋找答案。

思想不同的人本應就可以在一起的,我們的朋友不是性格都各有特色嗎?那為什麼政治思想不同的朋友,就不可以在一起?讓我們一起思想這個問題,尋找答案。圖片:網上


再者,人是會改變的,當天的她是這樣想,不代表她將來也會一樣。正如我,不是今天的我已經打倒昨天的我嗎?未來,可能新的我亦會再打倒今天的我。我們不可以等待這一天的出現嗎?話雖如此,如果我們有這個「大家要思想相同」的要求才能夠合一,亦肯定有天會絕望。在這個世界上,可能我們等待一世也等不到真相的顯現,及全民的看見。在這個情況下,我們就不能去愛嗎?

昨晚我夢見這個朋友,在夢中,我們一起走到一個花園旁邊坐下來,我知道她喜歡植物,我指着前面的幾叢綠油油的野草,問她有沒有發現野草是很奇特的,地上不會長着同一的野草,而是不同種類會長在一起。

寫着寫着,我想到,為什麼我會夢見野草?我突然想通了,不同的野草可以令到生態平衡,一種野草吸引益蟲,成為天敵,制衡另一種草帶來害蟲的侵蝕。野草之間看似互不相干,卻像朋友,愛着大家。野草的彼此相愛,值得人類學習。

通常夢境完了,我們不會記起,但這個夢仍然徘徊在我的腦海中。原來我的心中仍然對這朋友有一份情,揮之不去。


Sherry Lee
自少非常有膽色,小學時,被同學冠以「敢死隊」之稱。長大後當上《南華早報》記者,本色不變,憑着勇氣獲獎無數,現專職為公義發聲,不平則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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