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網上沸騰的是有關《蘋果日報》要關門的新聞。今天（24日）它的死亡終於成為事實，網站午夜後停止運作，紙版的最後一期在今天出版了，題為「港人雨中痛別，我們撐蘋果」。
上周四（17日）警方國安處突擊搜查壹傳媒總部，帶走記者的電腦和採訪資料，以涉嫌違反《國安法》拘捕壹傳媒和《蘋果日報》五名高層，其中壹傳媒行政總裁張劍虹和總編輯羅偉光被控「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涉及自2019年起，刊出數十篇文章，串謀計劃呼籲其他國家及機關制裁香港及中國。保安局同日以涉嫌違反國安法為由凍結《蘋果日報》相關3間公司約1,800萬元資產。
本周一（21日）壹傳媒董事會開會，由於資產被凍結不能支付薪金，大比數通過去信保安局，申請解凍資產，並定周五為死線，若未能解封，公司將欠缺資金營運，會於當天結業。政府拒絕讓步， 隔天，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稱凍結《蘋果》資產的做法屬國際慣例，強調國安法必須認真嚴肅地執行，不能「形同虛設」。
國安處昨早再以涉嫌違反《國安法》，在將軍澳拘捕一名55歲男子，消息指他以署名李平為《蘋果》寫社論。警方表示，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形勢急劇轉變， 董事會原定周五決定《蘋果》是否停運，但昨天下午三時發新聞稿，稱由於香港當前情況，印刷版不遲於周六出版最後一期，電子版於周六深夜停用。一小時後，《蘋果日報》管理層再宣布，基於員工安全及人手考慮，決定午夜後即時停止運作，今天出版最後一份《蘋果日報》，為其26年歷史畫上句號。
明天的香港已經再沒有蘋果日報了，香港將會進入歷史的新一頁。
新聞自由的崩壞？
上周，不少網民都在恥笑《蘋果》在管理層被拘捕的隔天，印刷的50萬份報紙，一疊一疊的放在街邊，沒有人要。 這幾天，市民繼續熱烈慶祝蘋果的倒台，發圖說喜歡喝「蘋果執」來諷刺一番，行人天橋上也掛上「毒果玩完，全民慶賀」的橫額。
另一邊廂，卻是一個又一個傷感的告別。昨天開始已有市民到蘋果日報總部門前拍照留念，晚上到大樓外揮動手機燈，照向《蘋果日報》辦公室，高叫「多謝蘋果」口號。《蘋果》記者寫文章回憶記者生涯的點滴，慨嘆公司結業。昨天（23日）早上壹傳媒旗下的《壹週刊》的社長在Facebook發出告別讀者的帖文，寫到：「在動盪的辦公室裏，我告訴自己要抑壓著情緒，做好撤退的事。有同事捨不得，仍存一絲希望，我只有狠狠的劈頭一句：『別存幻想！』 。過去大家為壹週刊努力過，享受過做新聞的自由，就無悔了。」24日凌晨時分，《蘋果》副刊果籽的一位記者在Instagram留言，形容蘋果的終結是「香港新聞自由真正的崩壞」!
政府今次的行動，是否如壹傳媒的管理層和記者、歐盟、英國、美國、加拿大、人權組織、香港記者協會、民主黨、和不同的傳媒等所說的高壓政權「扼殺新聞自由」- “another blow to HK press freedom”？要解答這個問題，讓我們先了解蘋果日報。
1995年6月20日，香港回歸前兩年，商人黎智英創立蘋果日報，以譁眾取寵的手法，包括狗仔隊偷拍、揭露私隱的方式，取代傳統傳媒報道的守則，逐漸成為香港的大報。
持平地說，多年來《蘋果》在社會上作出過貢獻。它報道過不少黑箱作業的事件，揭露不同的人以權謀私，彰顯了正義，調查報道是其強項。《蘋果》也報道很多鮮為人知的民間故事，人物故事做得精彩傳神，報道往往採用最特別的角度，很懂得吸引讀者，這是《蘋果》的成功之處。
以傳媒之名 搞政治為實
這個擁有全港最多讀者量的傳媒，本應可以在香港發揮作用，以其影響力令社會持續進步，推動政策和民生的改善。可惜，《蘋果日報》沒有履行這個社會責任，而選擇了政治之路。
大家清楚知道，過去26年，《蘋果日報》由興盛走向滅亡，是由於它將傳媒「政治化」。 在1997年回歸後，《蘋果》漸漸深度地參與政治，報道暗地裏宣傳一種反抗意識，反政府，對抗中國，潛移默化令香港人對中國充滿鄙視及仇恨。
近年，《蘋果》更明目張膽地以傳媒之名，實行其政治目的。
2014年，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高調的參與佔中，猶如其中一個領導人。《蘋果》以煽情的報道正義化「違法達義」的佔中，推動市民參與。在金鐘佔中區有一個位置是給黎智英和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坐鎮，與市民握手的，接受支持者的「多謝！」。
2019年，《蘋果》看準機會，藉著政府建議修改逃犯條例，推動另一個社會運動。以「自由之夏」 、「發夢」 、「逆權運動」等感動人心的口號 ，荼毒青年人純真的心 ，為香港的「自由」賣命，最後多人被捕和入獄，斷送一生前途。 在暴亂進行得如火如荼之時，黎智英在與政治評論員劉細良對談的視頻中，明確支持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推翻中共，說：美國對我們的支持是非常重要，我們必須尋求外國勢力，如果特朗普能成功推翻中共，可以拿十個諾貝爾獎！
蘋果已經不是傳媒了，更像一個政治組織，只是以傳媒之名來包裝，以無冕天使的外衣，掩飾其政治行動；而它一直用的保護罩就是「新聞自由」。
濫用沒底線的「新聞自由」作盾牌
源於西方社會的概念，新聞界被認為是社會的第四權（the fourth estate)，即是在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以外的第四種制衡力量，負責揭露社會問題、成為人民的喉舌 ，對政府作出制衡 。要做到這一點，新聞界就必須免於受到審查，即報道不會受到打壓，而享有新聞自由。
這個概念是公義的，令第四權能夠履行其職責。但是在香港，以蘋果為首的大部分傳媒，所指的新聞自由是「沒有底線」的自由，動不動就批評政府打壓新聞自由。說穿了，他們只是濫用新聞自由。
相比西方國家，香港的新聞自由已被濫用到危險的境地。在美國，大家有否見到記者可以成群的阻隔警方行動？ 就算法國的黃背心運動如此亂，也沒有見到記者以「自由」橫行無忌。相比於星加坡、菲律賓、馬來西亞、星加坡、泰國、越南等地，香港的新聞自由不是數一數二嗎？緬甸最近也關閉互聯網，歐盟也在商討立法規管社交媒體，香港政府在最嚴峻的2019年黑暴期間，也沒有這樣做。
在反修例示威期間，穿黃色反光衣的記者只要掛上香港記者協會發放的記者證，便如土皇帝一樣，與警察對罵，用相機在警方面前拍照，之後放上互聯網，把警員起底，當中有真的傳媒亦有假的。很多自稱記者甚至擋著警方的去路，掩護背後的黑衣人逃走。為何他們可以如此橫行？就是因為他們握著「新聞自由」作盾牌。
傳媒工作者的反思
不是傳媒所做的一切事都是對的，不是任何干涉傳媒的行動便是「干預新聞自由」。自由並非沒有底線的。就等於美國槍械合法化，但不代表人們可以用槍打劫殺人。同樣道理，傳媒有筆在手，不代表他們可以胡作非為，用報道煽動暴力。2019年《蘋果》以文字歌頌黑暴，但被人私了的人、被破壞的商舖、被人網上欺凌的個案，它有報導嗎？
當傳媒失去了中立，以手中的筆歪曲事實，掩蓋真相，他們並非履行第四權，而是濫用第四權所賦予的新聞自由。警方今次的行動純粹是執行《國安法》，任何人如犯了罪便要面對法律的審判，就是那麼簡單。《蘋果日報》以及其支持者不要再用政府打壓「新聞自由」做擋箭牌，放自己在道德高地了！
去年8月10日，黎智英因涉嫌違反《國安法》被捕，至今仍在還柙。由今天起，蘋果日報800多名員工正式失業。
在香港的政治動亂中，如黎智英是始作俑者，為他拿起筆桿作這場「政治戰爭」的編輯和記者能夠逃過道德責任嗎？這幾天記者們在收拾寫字枱的私人物品時，可能滿懷怨恨，自怨自艾自己成為當權者打壓新聞自由的犧牲品。但當同事之間相擁告別而哭的同時，他們可會反思自己做過的事？
昨晚在《蘋果》結業的最後一刻，一些員工接受傳媒訪問，有人感到「很憤怒」，有記者說公司被迫上絕路。有員工在壹傳媒大樓靠近《蘋果日報》標誌附近的窗上，貼上最後遺言：「You can’t kill us all，香港加油。」
其實是當權者不給《蘋果日報》機會，還是他們一直不給自己機會留下來？是誰把傳媒變成政治機器？是誰殺死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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