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日，中央發佈了《第十四個 五年規劃和二O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提出構建金融有效支持實體經濟的體制機制，提升金融科技水平，和增強金融普惠性。建議反映國家對金融科技監管的方向。
同日，滬港兩交易所突然煞停全球最大新股集資王阿里巴巴旗下螞蟻集團（前稱：螞蟻金服）集資上市，對環球金融市場造成衝擊，引來不少非議。但事件實在反映中國對金融科技監管的重視。
企業要快速做大，離不開金融地產，而虛擬經濟又比實體經濟更容易賺錢。金融業務「輕資產少投入」，如能以科技創新令「增槓桿輕監管」，日後這種業務必成大器，於是在2008全球金融海嘯，馬雲拋出一句：「如果銀行不改變，我們去改變銀行」，透露了阿里巴巴未來發展的端倪。
坐言起行，之後阿里巴巴在龐大用戶篩選出大批信用好、現金流健康但頭寸不寬裕的小微企業和個人，於是阿里小貸出現了, 是阿里金融為阿里巴巴會員提供的一款純「信用貸款」產品，借款人不需要提供抵押品或第三方擔保，僅憑自己的過往各種活動數據和背景狀況信譽就能取得貸款。
2010年，阿里在杭州以6億元註冊資本起家，在兩個月通過阿里小貸向其平台上商家發放貸款超過260億，單日利息收入逾100萬。2011年阿里在重慶獲得一張小貸牌照，至2013年重慶螞蟻小貸註冊資本達30億，用2倍槓桿向銀行貸款約60億，形成了90億的網上小貸規模，而螞蟻集團現時的350億資本規模則是透過期間高速不斷發行資產擔保證券（asset-backed securities，即ABS) 而得來，而它們只是高風險的消費信用虛擬資產（在下文詳述）。
金融變科技增大估值上市，減少監管約束
今次中國金融監管機構叫停螞蟻上市，背後完全不是為管而管，或是領導人被馬雲在台上的話丟了臉的原因，而是中央非常擔心這個龐大網上融資會帶來重大系統性風險，嚴重的更會導致一個中國金融海嘯。
傳統金融公司估值多以市帳率計算，而科技公司是以其用戶數量、市場規模、市佔率、現金流和增長潛力等進行估值。為爭取高估值，把「金融變科技」是一眾金融科技公司現時的策略，從京東金融在兩年前改為京東數字科技便能略知一二。 科技公司除估值遠高於金融公司，監管上亦很少約束，有更多經營自由。故在IPO前夕，浙江螞蟻小微金融服務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便改名為螞蟻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並將螞蟻金服改為螞蟻科技集團（並以此名申請於2020年11月5日在上海證券交易所及香港交易所上市，A股加H股合共集資額逾HK$2700億港元，成全球史上最大新股集資王），而其估值最終為2.1萬億人民幣，規模遠超世界第一大行之中國工商銀行。
為螞蟻貢獻最大營收是旗下的支付寶中的“借唄和花唄” (東北話，廣東話即是“借啦！使啦！”）服務，佔比39.4%，其利潤更佔總利潤的47.8%，顯然螞蟻是一家以提供借貸業務為主的金融公司。在其2.15萬億巨大信貸中，經營貸款佔0.42萬億，剩下1.73萬億都是消費貸款，收取的年利率平均為15%，接近監管機構對目前民間借貸最高年利率15.4%的紅線。以“借唄”日息萬分之五計算，年利率其實高達18%。其“花唄”服務類似信用咭，但利息和手續費均比銀行信用咭高，到期欠款則遂日計算客戶利息。
簡而言之，螞蟻是利用支付寶的簡單方便快捷，鼓吹客戶使用“花唄和借唄”消費支付，但付出比傳統金融服務更高的利息和手續費。銀保監會曾批評金融科技公司收費欠統一標準，一般高於持牌金融機構，有違國家提倡的普惠金融理念，實屬“普而不惠”，即普及但不實惠。
大到不能倒的怪物 國家人民埋單
借唄和花唄是在螞蟻支付寶內的兩個功能，借唄等同無抵押小額即時貸款，而花唄等同信用咭，花了錢如到期不還才開始收息。通過支付寶長年累月的運作模式，這種概念已經潛移默化，螞蟻鼓吹的“借貸花錢”的思維和透支理念，不但影響老百姓尤其年輕人鼓勵借錢消費外，亦變相給國內限禁之金融業務打開了後門。除國家的中投公司和社保基金之外，螞蟻原始股東結構背景複雜，私募眾多，盡是知名人士和市場大鱷身影，超高估值有利以後脫身套現。螞蟻上市後是公眾公司，股東數目將大幅上升，且有眾多國內及海外投資者，政府和交易所需監管公司及保障股東，責任無比巨大。
現時螞蟻平台借出的資金，公司自身佔不足2%，98%以上來自國內大小金融機構，故最終來源還是廣大中國老百姓和一眾大小企業，與傳統銀行並無分別，但存戶總數目比銀行還要多！（只要是平台使用者就是潛在存戶和借款人）股東多，存戶多，債仔多! 在這情況下，螞蟻不能出問題，這是所有金融監管機構和任何政府最擔心的，它將會是大到不能倒的怪物，最後埋單是國家和其人民!
披上科技遮蓋金融 擺脫監管增加估值
國家一再強調要在金融上搞科技創新，不是在科技中搞創新金融，任何涉及金融之活動必須納入金融監管底下，以確保其穩定健康發展，於是中國銀保監會在11月2日出台了網絡小額貸款管理暫行辦法。 當中重點是禁止小貸跨省業務，如經營需向銀保監申請審批；頒發許可證，有效期為3年，可續期3年，但5年內不得轉讓股權；個人網絡小額貸款不超過30萬元，不超過其最近3年年均收入三分之一；嚴格限制網絡小貸公司槓桿率；在單筆聯合貸款中，小額貸款公司出資比例不低於30%。對國內眾多進行線上小資平台的所謂科技公司，這是嚴格監管的開始，從此正式納入銀保監會的監管範圍。
螞蟻最大的槓桿工具是來自與銀行等金融機構的聯合貸款，其自身在1.8萬億聯合貸款中的出資比例最多只有2%，其餘均來自銀行的低息資金。若將螞蟻出資比例提高至30%，單維持同規模之聯合貸款就需要5400億（1.8萬億x30%) 自身資金，隨着貸款規模不斷擴張，必需不斷增加資本金。
為能繼續以聯合資助貸款等繞過監管對其槓桿率的限制，螞蟻不斷強調其創新科技平台公司身份，意圖脫離全球金融監管標準，即巴塞爾協議（Basel）對金融機構的約束。故馬雲將巴塞爾比喻為老人俱樂部，作風古老死板，科技公司是年輕人，不適合亦不應 加入此俱樂部。可是，巴塞爾協議正是針對過往銀行以各類金融創新擴大業務逃避資本監管而設立的。
螞蟻A股發行價為每股68.8元，市盈率高達96.5倍，比大多數銀行不足10倍之平均市盈率高出10倍以上。但銀保監會的新措施是針對小貸業務，“斷了”對螞蟻的少投入、輕資產、寬監管和高槓桿的經營模式。單靠其自身資本、客戶資源及風控科技，螞蟻是不可能維持目前的市盈率估值。
內地金融監管已改變，螞蟻估值需重新定價
隨著國家11月2號及3號公佈的建議及新規定，金融科技監管環境已發生變化。螞蟻核心業務和主要盈利都來自小貸，此類網絡小貸正面對嚴格監管，未來經營情况和增長空間必受影響，故螞蟻當前估值需重新定價，亦很大機會有所下調，為保障投資者利益，證監會和交易所暫緩其上市是正確、穩妥及負責任的決定。
在中國傳統金融體制下，低收入、抵押不足的小微企和個人很難得到信貸，螞蟻憑其大數據建立科技系統，用於分析借款人的“信用”和“風險”作信貸評估，擺脫了傳統金融的抵押或擔保的放貸模式，亦即馬雲所稱銀行的“當鋪思維”，確實幫助很多過去難以獲得信貸的消費者和小微企業。螞蟻小貸業務的創新的確是中國普惠金融的突破，讓更多人享受便捷的金融服務。但前述其服務的高昂收費令其普及但並不實惠，極需改善。
螞蟻服務對象大都是收入、資產、現金流水平和自控能力較低的高風險人士。雖然擁有強大的數據分析支持作風險評估，沒公司能保証全無風險。 企業營運最終目的是為了盈利，螞蟻亦不例外，若信貸和監管門檻過於寬鬆必增加系統性金融風險，一如十多年前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之全球金融海嘯。再者，上資美國次貸危機涉及的是按揭抵押證券，（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簡稱MBS)，起碼有虛高的房產實物資產作抵押，而中國次貸雖也是資產擔保證券（asset-backed securities，簡稱ABS)，但金融科技公司的所謂資產只是個體信用虛擬資產，出事後沒有價值，亦沒有人會要！
不是單獨針對螞蟻 而是整個金融科技亂象
前車可鑑，凡涉及金融活動之科技公司，國家勢必須納入監管，故螞蟻不得不“穩妥創新，拥抱監管”。金融科技創新是好事，但有些原則是不能創新，也不應改變。金融信貸的原則是你能賺多少才能借多少，你有多少才可花多少，人不會不勞而獲，錢亦不會從天而降。超出自身能力的負債，只會越借越窮，這原則對個人、企業、地方政府和國家都管用。
中國人在金融上保守，量入為出，儲蓄率高，在理財上有危機感。美國人鼓勵借貸消費，“先洗未來錢”，負債率高，沒有理財觀念和危機感。人要強壯必須身體健康，體弱定必百病纏身，國家亦然。外國投資者透過螞蟻可在中國參予此高槓桿金融活動，正因這種“另類金融”在其他地方未必能夠通過。上市後，螞蟻就像世界各地超大型金融機構，但出事時主要是影響中國，而中國政府亦必盡辦法救援，能夠進行此低風險高回報投資又何樂而不為？這可解釋為何美國並未將螞蟻納入其抵制企業名單。
若要財務健康，必須遵守量入為出，凡事未雨綢繆。惟螞蟻主打小貸業務卻反其道而行，鼓吹超前借貸和消費，透支借款人實際收入和購買力。如形成風氣，以借錢渡日，以花費為榮，勢必成為系統性的金融風險。國家是要以金融科技創新作為實體經濟發展的工具，不是以科技手段發展虛擬金融經濟。螞蟻亦無奈地只好“服務實體，開放共赢”。
國家不是只針對螞蟻，國內很多大規模的科網公司都在利用其龐大用戶和流量進行類似金融活動搵真銀快錢，中央是要整頓整個金融科技亂象，滕訊、京東、小米、美團及360等均有以類似螞蟻手法用別人錢放貸、掛科技賣金融的公司。螞蟻上市套現是首家，其他公司亦會陸續排隊圈錢，雖然社保、中投和不少國有資本企業在螞蟻及其他公司有不同程度的參予，但中央能夠下決心作出整頓，這次緊急剎停螞蟻對社會和一般老百姓是好事。
後話：幸虧螞蟻這全球最大的上市集資項目是A+H安排，國內做事一向決斷，凡事深思熟慮，雷厲風行，絕不畏首畏尾，思前想後，議而不決! 若螞蟻只作H股安排在港上市，遇上此事，香港政府、監管機構和港交所是否有足够認知、能力和胆量在短期内拍板，怎樣做决定和如何做，仍是未知之數！
半逸安
一位曾任職於中港兩地多間國有金融証券機構30多年的專業工作者，尤關注中港金融業的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