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7月1日，英國人走了，留下了他們培養的管治隊伍。政府總部大樓裡，除了新懸掛的國旗與區旗，穿行其中的，仍然是英語了得、做事謹慎的政務官。一切都變了，一切似乎都沒有變。
政府的“管治”每況愈下，政治問題越來越焦灼，社會問題越來越嚴重，矛盾加劇，民情躁動……
回歸前在香港極少出現的街頭示威頻繁稠密，內耗與撕裂成為此城主題。
特首嘗試力挽狂瀾。董建華推出高官問責制，幾十萬人仍然上街；曾蔭權提出“用人唯才”，改革公務員“不做不錯“的僵化文化，收效甚微；梁振英任上，79天的非法“佔中”成為香港歷史之傷；2019年，近半個世紀裡最大的政治危機爆發，林鄭月娥心力交瘁。香港管治困局，猶如籠罩在維港上空的鐵幕，壓抑著這裡的草木山川。
是歷任特首之錯？是政治體制之弊？是必然還是偶然？人們看到特區政府的步履維艱，愁嘆香港的發展之痛。
管治！管治！
靖海侯和李敏妮的對話步入體制層面，努力探尋造成香港管治困局的原因，並厘清各方責任，著力廓清香港管治的未來。
第四集：管治困局，體制之弊？
1）那些組織負責香港的管治？ 可否簡單評價他們各自的表現如何？ 按照基本法，香港的行政會議是協助行政長官決策的機構，但多年來行政會議的運作及討論內容缺乏透明度，亦不見它在管治上發揮什麼大作用，行政會議應否改革？
靖海侯：一如既往的对话，我们先来定义什么是管治。就我看来，管治有两个维度：一是管的方面，以守护秩序确保社会稳定；二是治的方面，以科学施政推进社会繁荣。具体到特区层面，管治就包含两重含义：一是守护最重要的宪制秩序，守护最基本和最传统的法律秩序；二是以科学施政践行高度自治的责任，以科学施政体现高度自治的意义。可以说，管治于香港特区首先是一个政治概念，其次是一个社会治理概念，其中有方法论也有目标论，内涵很丰富。
由此可以看出，香港管治这一话题，可从两个层面展开。一是中央层面，即中央履行全面管治权的情况；二是香港层面，即香港履行高度自治权的情况。而我们这次的对话，重在分析后者。
李敏妮： 多謝您釐清了主題，讓我倆清晰而準確地評論。
靖海侯：负责香港特区管治的组织，可以从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的一篇讲话中得到答案。今年2月22日，“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落实‘爱国者治港’根本原则”专题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夏宝龙出席开幕式并在讲话中指出：“要完善有关制度体系，拿出管用的办法，确保特别行政区行政、立法、司法机构的组成人员以及重要法定机构的负责人等，都由真正的爱国者担任。重要岗位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让反中乱港分子占据。”这即点出了特区层面最重要的管治组织：特别行政区行政、立法、司法机构以及重要法定机构等。
李敏妮：夏寶龍呃要的介紹了特區的管治架構。政府的網頁也詳細列出了其管治架構。政府放在最頂位置的不是中央，更不是行政長官，而是《基本法》，反映此法在香港的管治任務！政府在架構中這樣高調突出《基本法》的重要性很有誠意。屬於憲制性文件的《基本法》訂明「一國兩制 」、「高度自治」和「港人治港」等中央對港的管治原則，以及在香港實行的各項制度 。
在《基本法》這一項，政府清楚寫明：根據《基本法》，香港享有高度自治；保證此自治權維持五十年不變，並制定由行政長官和行政會議領導的管治體制、代議政制架構以及獨立的司法機構。這表明了香港是實施「以行政為主導」的管治格局。回到剛才的管治架構，《基本法》之後，順序向下的是行政長官、行政會議、行政體制（政府的主要施政和行政工作由13個決策局和56個部門執行）、立法會、區議會、和司法機構。
靖海侯：政府网页上管治架构的细节很生动，但还是不够准确，他们应该把国家宪法放在最顶位置。而对这些具体的管治机构，若评价他们的表现，则难以统而论之。人们已经看到香港回归近25年来“一国两制”方针在香港的实践情况：“管”的方面基础不牢，问题频出，一些基本概念和大是大非的方面都有过变形和走样，比如处理“一国”和“两制”的关系，看待宪法和基本法的地位，以及对国家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态度等；而“治”的方面一样风风雨雨，几经挑战，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等遭到重重掣肘、难以突围等。行政机构不强、立法机构不顺、司法机构缺乏协同和重要法定机构不具政治担当等，已存在久矣。几个重要表现，如行政主导没有牢固确立、行政和立法关系长期紧张，司法“独大”等，都有凸显了特区管治的问题，更遑论社会撕裂与“泛政治化”以及暴力的一度的兴起和泛滥。可以说，在香港国安法颁布施行和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前，这些机构的“成绩单”难言漂亮。
李敏妮：記起我在南華早報新聞部寫過一份報導，關於扶貧委員會的扶貧方案沒有成績——竟然以教導貧窮家庭育兒方法來減低跨代貧窮。接受我訪問的時任扶貧委員會秘書長謝凌潔貞，在我出了報道之後，感到不開心，憂心的問我她是否做得很差？我沒有正面回答她，因為我不知道應該怎樣回應。回看，我認為她是用心辦好這件事的，可惜的是政府高層缺乏改善貧窮策略，在下面的官員可以做的很有限，只可以推一些“治標不治本”的方法。這個例子可能反映到你剛才說的——「行政主导没有牢固确立」，就是政府高層沒有一個使命、目標、及策略去解決問題，所以不能領導官員完成任務。
靖海侯：行政会议的问题与行政主导的问题是一体两面，原来行政长官做不到的，行政会议肯定也做不到，这是大环境、大形势使然。行政会议的问题不在于透明度，而在于组成问题和履职方法问题。包括：1.科学决策力，是否基于社情民意开展工作；2.行政组织力，是否能统筹整合行政资源；3.社会动员力，是否代表社会各方意见。行政会议在社会上可以淡化角色、低调任事，但在政府内部应该具分量、有质素，其意义不在于程序意义而在于实质意义，即确实能够为特首决策提供真知灼见，为施政开展做足政策储备，为工作落地创造实践基础。就这些方面而言，行政会议当然需要改革。
李敏妮：《基本法》規定，行政長官在作任何重要決策前，例如向立法會提交法案、制定附屬法規，須徵詢行政會議的意見。由於行政會議實行保密制，外界一直不知道它是否只是一個橡皮圖章。由於行政長官在回歸後面對反對派，處於弱勢，難以施政，行政會議可以扮演一個智囊角色，負責收集社會各方意見，觀察局勢及民情，向行政長官提供政策意見。
《基本法》確立了香港的政治體制是以行政主導，以特首為核心，處於主導地位。 可是，無論哪人做行政長官，都失去一個領導強勢，在內推動不到官員聽命，在外常常被民眾報以噓聲。這與香港的泛政治環境及公務員僵化的制度息息相關，不能全怪一個人軟弱。 政府的主要官員和其174,900公務員，也欠缺協調，他們只能應付日常工作，沒有動力和能力制定策略應對社會問題。泛民總辭前，立法會非常亂：泛民逢政府必反；建制派多舉手贊成，有誰會真心探索社會的問題？
區議員有否做到其職責：負責區內的改善工作，向政府提出意見？看看新界過去20多年的交通，完全沒有改善，北移到新界的人口長期“冇車搭”，站在小巴站日曬雨淋，政府從未解決綠色小巴的經營者壟斷市場，令小巴線不足，每天上班的人都擔驚受怕遲到。這不能全怪區議員，政府官員不解決問題的慣例是令人髮指的，反映坐在冷氣房的官員沒有真正關心市民。司法，正如你所說，是“獨大”，法庭只聽命於首席法官，政府不能過問其運作。在2019年的黑暴，法官判刑完全沒有指標，這反映了司法機構的管治問題。上年初，我寫信要求司法機構提供2019年社會事件的判刑紀錄，但他們拒絕，於是我引用《公開資料守則》，但原來法庭資料是得到豁免的，不用跟守則而須提供資料，令傳媒無法監察司法機構。
靖海侯：所以说管治的问题也是全方位的，不仅是行政会议的问题。
2）香港是否三權分立（Separation of Powers），政府說不是，反對派說是，為何會有兩個版本？ 三權分立適合香港嗎？它有否違反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概念？
靖海侯：关于香港政制制度设计是否“三权分立”，中央早有定论。2020年9月7日，香港中联办就香港社会讨论相关话题時指出：“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香港基本法起草至今，中央有关部门权威人士和内地专家学者多有论述，明确指出香港政治体制无论在回归前还是回归后，都是‘行政主导’，而非‘三权分立’。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可概括为：‘三权分置、行政主导、司法独立、行政长官代表特别行政区向中央总负责’。” 此定论，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体现在基本法里，也是香港政制发展始终要坚持的方向。
李敏妮：事件的起因是去年九月，教育局刪除通識教科書有關香港奉行「三權分立」的內容，引發廣泛關注。當時中聯辦和港澳辦發表聲明，指「三權分立」在香港「從未存在過」，並指責提倡「三權分立」的人是想令香港脫離中央管治。其實「三權分立」這個字眼從未在《基本法》出現過。香港城市大學法學院教授朱國斌在其2017年發表的研究文章《行政主導還是三權分立？》寫到：「《基本法》條文中並沒有出現行政主導或三權分立的字眼，因而理解香港特區的政治體制需要結合《基本法》的構思起草過程以探尋、辨析政體設計的立法本意。」
讓我們回看80年代起草《基本法》過程的重要一幕。1987年4月16日， 已故國家領導人鄧小平在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明確反對香港照搬西方議會制度和「三權分立」，認為不利於政治穩定和高效管治，表明香港回歸後不會搞「三權分立」。他當時指出：「香港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香港現在就不是實行英國的制度、美國的制度，這樣也過了一個半世紀了。現在如果完全照搬，比如搞『三權分立』，搞英美的議會制度，並以此來判斷是否民主，恐怕不適宜。」草委會遂避用「三權分立」的字眼，改稱「行政立法互相制衡、司法獨立」。看到這個立法背景，大家應該很清楚，不需要再爭拗了。
靖海侯：是的，这是“一国两制”顶层设计时的基本考虑，所确立的基本框架，本不应有争议。而香港社会所谓“三权分立”的说法，不过是“一厢情愿”的表现：1.不对照基本法规定的政制而对照西方政制；2.不考虑香港回归前的情况而只考虑自己想当然的情况；3.从习非成是出发而不是从法理法律出发。现在香港要进行拨乱反正，中央强调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其中一个基本动作就是矫正这一误区，正本清源。香港社会需要认识到，“三权分立”在港英时期不存在，在香港成为特区后也不存在，它根本就没有出现过香港的政治历史中，而“错觉”不是现实，也不会被香港规范的宪制秩序所接受，香港的政制就是“行政主导”。
李敏妮：回歸前的香港名副其實是“行政主導”的，立法局議員在1984年之前全由港督委任的，政府長期控制行政權及立法權。《基本法》完全沒有寫“三權分立”，但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港英政府竟然在6月印制的回歸大典特刊中，在“政府體制”的章節指香港的政治制度是按照“三權分立”原則建立。回歸後，有些高官不了解《基本法》，也指香港實行「三權分立」。同時，香港泛民不斷強調香港是三權分立，傳媒也受到洗腦，並幫手“宣傳”，令香港人長期誤解，認為香港是實施三權分立。這便形成了一個虛假的香港「核心價值」，神聖不可侵犯！每當政府對於引發極大社會問題的法庭判決要求人大釋法，便會激起軒然大波，批評港府侵犯司法獨立。
靖海侯：“三权分立”或是西方标准，但不是普世原则，世界上没有施行“三权分立”的国家和地区比比皆是。讨论“三权分立”于香港的意义，首先不是适合不适合的问题，而是有无历史基础、政治基础和法律基础的问题。很明显，这些条件在香港都不具备。历史上不存在、政治上不可能、法律上不允许，决定了“三权分立”在香港是个伪概念。而实际上是，反对派倡导“三权分立”或硬将香港政制说成“三权分立”，也只是其否定“行政主导”的幌子。
李敏妮： 一個社工朋友常常說民主就是“普世價值”，是真的嗎？正如鄧小平說過，有些事情在某些國家能實行的，不一定在其他國家也能實行。我們一定要切合實際，要根據自己的特點來決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鄧小平在“90年代的中國與世界”國際會議中，發表了講話：「現在香港的政治制度就不是實行英國的制度、美國的制度，今後也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如果硬要照搬，造成動亂，那是很不利的。這是個非常實際的嚴重問題。」 試想想，如果香港發生動亂，又怎能50年不變？
3) 在殖民地時代，香港人普遍認為英國對香港的管治比中國更好，並感謝英國管治香港，為什麼香港人有這個想法？戀殖的想法隨著回歸沉寂了，但在2019年反修例運動期間，突然重燃，為什麼？英國對香港的管治真的比中國好嗎？
靖海侯：港英政府时代，香港人是否普遍认为英国管治好，我觉得需要打个问号。理由有很多：1.港英政府下香港没有民主，“总督的权力近乎上帝”，虽然港英政府通过行政吸纳精英，让少数华人参与治理，但其政制是标准的独裁体制；2.港英政府时期有种族歧视问题，洋人洋文高出一等，华人华语低人一等，作为以华人构成为主的社会不可能没有群体性压迫感；3.1974年香港廉政公署成立前，香港官员腐败问题严重，连警队都存在集体寻租现象，社会风气可见一斑；4.港英政府时期的社会贫富差距问题也很突出，且社会保障制度更不健全。
李敏妮：您指出的這些歷史，是香港這一代沒有想到的，過去香港人如在夢中。還記得我們讀書以及出來工作的1980年代，社會上沒有很大討論政府的不是，沒有人去質疑當時身處的殖民專制及歧視環境。我相信這與香港長期被奴化，市民沒有民主意識有關，香港人沒有對殖民政府的政治體制思考過，政治冷感。
但在1980年代初期，當英國知道中國要收回香港後，決心要令香港人生出對民主的渴求，與中央對立。1984年7月18日，港英政府趕在9月26日中英簽署《聯合聲明》之前，發布《代議政制綠皮書》，一改立法局議員全由港督任命的傳統，首次提出引入政治選舉，發展代議政制，選出議員代表市民，直接對市民負責；並建議於1985年的立法局引入功能界別選舉。同年11月， 政府正式公佈該政策。及後，政府於1991年的立法局選舉引入地區直選。1992年，末代港督彭定康上任，正式埋下地雷，上任不到三個月便在其第一份施政報告，宣佈“政改方案”：取消立法局所有委任議席、擴大立法局地區直選議席；立法局主席不再由港督擔任，令立法局不再從屬於行政機關；擴大功能組別新增九個界別的選民基礎；區議會取消委任議員，全數以直選產生。
所有舉動表面說是“加快香港的民主步伐”，實質是徹底改變香港從《基本法》確立的「以行政主導」的管治方式，變成「立法主導」，行政機關向立法會負責，立法會向市民負責的代議體制。這種“人為”的加入民權讓香港逐步走向獨立和自治——英國的舉動是潛移默化的洗腦香港人：“民主本身是屬於你們的，已經在你們的制度裡”；跟著泛民進入議會帶領香港人歇斯底裡爭取完全西方的民主制度，但這跟中國作為主權國的社會主義不同，令香港在回歸後進入紛亂時代，從此爭拗沒完沒了。 一直沒有給予香港人民主的英國刻意在回歸前十多年種下民主，令香港人與中央長期存在矛盾，社會撕裂，英國有對香港好嗎？香港人，是時候醒了！
靖海侯：对，这是英国为回归后的香港“埋雷”的表现。而认为港英政府对香港的管治好，也与香港历史上的大发展相关。内地改革开放前，得益于中西意识形态对垒，香港得以发挥桥梁中介作用，利用地缘优势开展了经济腾飞；内地改革开放后，得益于新的巨大市场的打开，香港得以实现产业升级和输出，利用先发优势实现了经济繁荣。这段时间里，物质经济的飞跃为社会问题的解决拉出了时空条件，也降低了原有社会问题的重要性。所以，与其说英国管治香港好，不如说英国搭上了香港经济发展的快车，顺手将成绩揽到自己身上。至于政治上的相对平静，则是因为港英政府没有给社会开放足够的政治参与空间，通过政治限制牢牢把持了管治权。当然，也不能说港英政府毫无作为，其确立的行政主导体制和社会运行机制等，为香港曾经的发展也提供了基础。
李敏妮：同意，香港由一個漁村變成世界工廠、及後的國際金融中心。香港人不暇思考，便認為香港的成就是英國人先進的管治一手建立的（他們沒有想過80年代中國的經濟起飛，令香港成為中國與全世界的經商窗口，帶來香港巨大的貿易收入和整體發展）；同時，香港人見到過去的中國貧窮落後，社會制度未有建立，天災人禍令中國的難民逃進香港。以上兩個原因令大部分香港人形成一個牢固的觀念：英國管治香港必定比中國好！這也令到香港人一直抗拒中國，形成偏見。
話雖如此，香港人長期是二等公民，對英國本身沒有什麼留戀的，但英國人在回歸前引入民主選舉，營造一個「好人」形象，令港人感覺英國給予他們人權，是愛民的，卻沒質疑為何多年來英國管治香港也沒有引入民主。1992年，彭定康上任，港人見到的是一個在上任日首次不佩戴飾有羽毛的帽子，只穿著便服、微笑與市民揮手的親民港督。上任第二天，他擠人群、坐地鐵，在小店喝茶，傳媒和香港人都被吸引住了，於是對他帶頭推動“民主運動”，自然沒有懷疑，更認為是為香港人好的。英國把民主選舉引入小島後，香港人像是從殖民的沉睡醒來，但很快便進入一個虛假的童話夢境裡，這可能就是戀殖的萌芽。
靖海侯：“恋殖情结”在香港，是个伪概念。在香港长期呆过的人都知道，回归前的老人基本没有张嘴闭口以殖民历史为荣的，而张嘴闭口憧憬“殖民时代”的人大多是回归前后出生的年轻人。其所谓的“恋殖情结”是一种臆测和想象，缺乏经验基础和历史比较。而他们之所以会有这种虚妄的想象，还是因为我们此前对话提到的香港政治问题的恶化。1.年轻人被英美反华势力主导的传播格局和教育体制所洗脑；2.反对派希望依托英美与国家进行对抗，刻意美化鼓吹其“历史政绩”；3.反中乱港分子为反中乱港活动作历史的政治赋能，试图建立起其反中乱港的正当性和合理性。
李敏妮：還記得1997年6月30日，我在有線英文新聞台工作，當晚大家忙於報導香港回歸中國的慶典。當中國旗在交接儀式中升上來的時候，香港正式回歸中國，中國國歌響起，一些外國記者同事報以噓聲，好像感覺中國的魔爪正要到臨。在殖民地長大的我，一直都不愛國，但不知怎的，當時我有種突如其來的感動，在其他人的黯然中，我鼓起勇氣拍掌，我為香港終於回到中國感到開心！相信我的回應也反映很多香港人的感受。
回歸後，我沒有觀察到香港人有戀殖心態，可是，戀殖現象在多年後突然出現，相信是有人利用社會矛盾，在香港培植的。2012年9月，有人在網上號召網民參加反水貨客的「光復上水站」行動；第二天，突然有示威者高舉英屬香港旗幟及穿著有英國國旗的上衣，要求香港獨立，可以看得出行動是有港獨分子精心安排的。那段時間，有一天我經過上水火車站， 看到一班中年男人在上水火車站外結集，用大聲公發言，團體的名字叫調理農務蘭花系（粗口諧音，本土派極右政治組織，強烈反共），當時他們揮舞英屬香港旗和英國旗，有一個高大威猛的男士經過，後來走回來，質問他們：「你們認為以往英國管治香港真的那麼好嗎？」雙方對罵！2019年6月，反修例運動爆發，人為的戀殖現象如野火重燃，每次示威也有人揮動英國旗，希望香港回復英國的統治，目的是增加香港人對中國的分離感，行動明顯是有組織的。
靖海侯：“恋殖”的另一面就是“反中”。
4) 長期以來，香港政府出名“不做不錯，有錯不改”，經常將市民意見拒諸門外，引致香港在各方面的政策「千瘡百孔」。您同意嗎？香港政府的管治如何影響市民的生活？
靖海侯：就特区政府的施政表现，我有几点感受：1.谦逊有余而担当不足。一方面，施政从酝酿到决策到实施，始终坚持按程序办事，并注意吸纳民意、体现民意、回应民意，且不论其实质效果，态度和行动是有的；另一方面，又给人重程序、重形式而轻效率、轻效果的观感，其施政满意度一直有争议，并没有在社会上塑造敢于担当的形象品格。2.惯于执行而不善开拓。3.就是我们常说的，有政策意识缺乏政治能力，更关注施政的技术设计而不是政治设计。
李敏妮：您的話概括了整個香港管治的問題，對香港政府形容得非常貼切，看的時候令我不禁發笑。題目點出了香港的管治問題的癥結—— “不做不錯”、“有錯不改”。政府一直有一個風氣，就是很怕做錯事而受到指責，所以寧願不做，沒有為社會的問題去開拓新策略，就算很多時候市民已經為它出謀劃策，公開提出意見，甚至在政府的諮詢文件，寫了詳盡建議，政府也keep a blind eye （視而不見）。至於為何有錯不改？作為傳媒，與政府部門交手多年，我觀察到其中一個主因是政府太跟「程序」，官員很多時候是知道問題所在的，但由於解決辦法不在“程序”中，他們便不去解決，這也長期令公務員形成缺乏解決問題的能力，見到錯誤亦不懂得去改。 歸根究底的原因，就是政府對市民缺乏一種責任感及承擔。
舉個例子，有一間粉嶺的豬油廠長期違反了地契用途，香港申訴專員公署的報告指責地政署不執法，地政署為免被指責，就將豬油廠的地契用途更改，令到其合法。居民發現豬油廠每天排放污染物，環保署職員每次只會檢查豬油廠有沒有開動合規的過濾機器，無論附近居民如何極力懇求，環保署職員怎也不會在廠方的煙通口檢查噴出的污染物有沒有超標。明知空氣中飄浮濃烈的臭氣，他們也不嘗試找出原因，因為這不是他們的”程序”。這事件反映了政府部門荒謬的“跟程序”的處事態度。
靖海侯：这个例子很能说明我点出的问题。当然，香港社会对特区政府的负面评价，包括对民意的有限尊重等，也不全然公道、客观。1.社会反对派有意塑造政府“大而弱”的形象，一方面意在否定香港的行政主导体制，给特区政府限权，一方面旨在瓦解和摧毁特区政府的权威性和公信力，给特区政府化“丑妆”。2.媒体舆论界以挑战特区政府为荣，放大其施政疏漏和缺点，营造市民对政府的“刻板印象”。3.长期以来，特区政府陷入政治泥沼中步履维艰，资源和精力投放被迫向政治方面转移，影响了解决经济民生问题的节奏和决心。
李敏妮：我們指出問題之餘，亦要了解造成政府今天的狀況的因素，會有助解決問題。
靖海侯：政府施政对市民生活的影响，香港没有特殊性。其政治表现、政策主张、政令落实情况广泛触及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理想的情况是，其政治上清醒、政策上科学、政令上畅通，没有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问题。我记得特首林郑月娥此前也提到过这些问题。说明特区政府并非没有方向，也并非对自身的问题没有认识，而是施政环境和条件的问题。
李敏妮：“不做不錯，有錯不改”的結果，是整個社會累積很多問題，偏遠地區缺乏交通、環境污染、土地供應不足、缺乏租金管制、地政署官僚效率低、和各種政策和法律漏洞⋯⋯原地踏步，沒有出路。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嚴重影響市民的生活，令市民對政府不斷的失望，最後死心，民怨四起。
靖海侯：嗯，其实就是政府失灵了。
5）香港政府的管治到底出了什麼問題？這是由於它的僵化公務員制度引致的？還是其公務員文化，甚至是缺乏一種「為人民服務」的團隊精神，引起的？董建華引入問責班子，目的是高官可以被問責下台，這不能解決問題嗎？為何不可？
靖海侯：在特区层面，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政府管治的问题，我认为是“乏力”，其意思是：1.有行政主导之名而无其实，没有成为真正的主导力量。2.内部的决策力不足和外部的组织力不强并存，形成决策意志难，落实决策行动更难。3.承受压力但缺乏奋进的动力，缺乏事业感和使命感。这些，再换个说法就是：不具领导力，政权机构不协同；不具组织力，社会各方不跟进；不具前进力，施政队伍不够精神。
李敏妮：香港要有好的管治，穩定的政治制度是大前提。鄧小平在“90年代的中國與世界”國際會議中提到：「香港的穩定， 除了經濟的發展以外，還要有個穩定的政治制度 。」他還說：「香港人執政，香港也應該穩定。」我看鄧小平當時是預算錯了，今天香港正式「港人治港」已經24年，行政長官是香港人、立法局議員和行政會議成員也是香港人，那香港穩定嗎？
當中的原因，正如您所說，就是政府管治“乏力”，而導致其“乏力”是有一些歷史和外在因素。 第一，英國人在回歸前急急推動代議政制，以立法主導取代行政主導，埋下炸彈，是特區政府無力拆解的，令回歸後香港的管治進入戰場。由於彭定康的政改方案是英國最有力一擊，令特首不再是立法會的主席，從而削權，令立法會主導行政，導致政府如您所說有“行政主導之名而無其實”，失去主導力量；再加上在代議政制崛起的泛民動員市民爭取更多民主與政府抗衡，令政府的管治舉步維艱。
在港英時期，香港的公共政策及政治決定全由英國作主，由獨攬大權的港督去領導，官員做的只是執行政策，他們沒有被訓練成為政治人才，缺乏領導才能，未能獨當一面負責特區的管治。回歸後，本身先天不足的他們，遇見反對派，對政府施政不斷批評，上街示威（示威在殖民政府時期是少有的），官員怎能放膽施政？ 問責官員一做錯又會被港大的民意調查減分，因此變得膽小怯懦，哪有動力提議改善社會的政策？
靖海侯：引致特区政府管治困難的原因很多，我在上个问题列举了一些基础因素和环境因素，从其自身来讲，还有几个方面：1.特首的地位和权威没有有效确立；2.问责官员和一般公务员队伍的政治性分离，以及因此制度设计带来责任分离；3.政府定位有路径依赖，受“小政府、大社会”理念绑架，主动作为、积极作为的底气不足，等等。
李敏妮：公務員系統僵化也是一個管治毒瘤。在公務員制度下，升職是按年資的，而非按表現，做多了也不會因此升職；公務員最重要是不會被投訴，每天只會按著指定的職責辦事。在這個操作下，公務員變得被動和機械化。我們上一集民生（上）刊出之後，我看到一個網民留言，以幾句話概括了公務員的問題：「內地官員要交功課，有硬指標，做不到會落馬。香港公務員少做少錯，不做不錯，最緊要是程序無錯，不用問結果。導致整個制度僵化，什麼都做不到，過去二十年來香港完全無發展。」就算在2005年，曾蔭權提倡「用人唯才」的用人原則，公務員尋求升職，必須在工作評核中持續獲得「高分」，並得到上司的推薦，最後只演變成「擦鞋文化」，根本無效改善公務員的表現。一個appraisal又怎能改變公務員迂腐不變通的文化，僵化的公務員制度需要徹底改革！
李敏妮：政府管治是真的缺乏了“使命感”。我以前常常看到毛澤東說的一句話「為人民服務」，印在旅遊紀念的t-shirt及書包上，我不以為意，現在才看到這句話的意義，這解釋了為何中國可以在短短數十年發展成為經濟大國，人民達到小康水平。香港眾高官、政務官、和17萬公務員都缺乏這種“服務人民”的團隊精神，管治便變得漫無目標，永不到位。上集我與香港社區組織協會主任何喜華訪問時，他提及在扶貧委員會做了十幾年，觀察到政務官沒有一個政治的理念令社會更好。他說：「政府只依靠這些政務官，但這些人只當作一份工，根本沒心幫忙的。」對於整體公務員，他感到灰心。「你試一試在政府總部門口做一個訪問，問他們“你為何加入政府？你想香港怎樣？你有否計劃在未來十年，想幫助香港建設什麼？”，沒有的，他們只等待上頭的指示去執行。」 若特區政府有“為人民服務”的使命，由上而下推進，香港會變得不同。
靖海侯：您提到的这点很重要，就是要明确“初心和使命”。建立问责官员制度，一个重要目的其实就是强化这种认知和角色，夯实有关人员的政治责任并确保其决策力、执行力。该制度在香港建立以来，有积极作用，表现为：1.增强了相关岗位和官员的政治属性，并塑造了社会的整体观感（这一点于政治上很重要）；2.通过明确政治责任，提升了相关岗位和官员的担当意识，即没有推卸的空间和余地；3.也让一些有志于从事政治工作的政治人才向问责官员岗位集中，汇聚了一些人才并实施了一定的政治训练。
但问责官员制度总体运作情况难言理想，甚或曰有失败的一面。如：1.造成了客观上的管治队伍的割裂，一般公务员队伍政治责任感缺失；2.影响建立科学的群策群力的决策体系，即会让一般公务员在发挥参谋决策方面不具动力；3.使问责官员队伍“形单影只”，产生政治上的孤独感。所以说，这个系统是有问题的。
李敏妮：您是有膽量的，亦很公道。 當然了，否則我們便沒有資格做傳媒，是其是非其非就是真正記者的個性，改不了的！ 2002年，董建華眼見行政權力不足，推出主要官員問責制，任命自己信任的人為司長、和正副局長等，凌架於公務員架構之上，希望把公務員體系置於行政長官的權力之下；同時希望官員為其表現負責，用以提升政府管治能力。可是，問責制卻帶來了您指出的“管治隊伍的割裂”，埋下另一個管治炸彈。就算問責官員想推行一些好的計劃，也叫不動下面的政務官開展，任何改革也做不到，政府的工作停濟不前。
為何“問責制”會引起管治隊伍的割裂？ 之前我們媒體刊登了一篇文章，分析公務員制度的問題，發現公務員由於以下原因，不滿問責制，因而不願與問責官員合作，引發管治困難：
- 問責局長空降，包括「政治酬勞式」的委任，令到資深政務主任晉升階梯受阻。以往他們可晉升至局司長等頂層職位，但現在他們最多升至常任秘書長或首長級；政治任命制徹底摧毀了他們的上升階梯，令他們心生不滿。
- 不熟悉政府運作的局長們，難於指令下屬計畫和推行新政策，或是改動現有政策，下屬亦會用諸多藉口推搪。
- 問責官員並非出身自公務員，在制訂以至執行政策時，往往需公務員下屬大費周章講解政府程序與指引等，增加他們的工作量，因而產生不滿。
問責制下割裂的團隊，公務員更加缺乏動力，大大影響了政府的運作，工作停濟不前。
6）你認為一個行政長官能改變政府的管治嗎？如不能，為什麼不能？要改革管治，行政長官需要具備什麼能力、性格，需要是一個政治人才嗎？
靖海侯：特区管治或曰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特首只是其中一环，可以发挥重要影响，但不足以一人决定管治局面。我们都看到了，现任特首林郑月娥上任后，提出了一些新的管治理念，但在香港拨乱反正前，特首到立法会问答往往都不能顺利进行，遑论其全面领导特区行政、立法和司法工作。或者说，在行政主导体制不能确立前，特首即便能改变政府施政的重点和风格，但不能左右政府施政的效果和效能。
李敏妮：很多香港人認為，特首一個人可以改變整個香港，做不到的，就是千古罪人。 臨近選舉，有更多聲音出現，高呼沒有能力當特首的林鄭月娥下屆不可留低。撫心自問，這樣公平嗎？就如一個人去到一間公司做高層，公司有些不好的制度是前人有心種下的，你可以輕易改革公司嗎？ 英國人在回歸前擴大立法會的權力，捆綁了政府令其不能順利運作，特首如沒有護盾的將軍，孤軍作戰，換上是那些只懂指責的人，他們可以輕易贏這場仗嗎？
多年來，無論哪人做特首，泛民也不斷矮化特首，引致其失去公信力。特首到維園買花會被人報以噓聲，在立法會被議員指罵“八婆”，施政報告也不能夠在立法會宣讀，要中斷。漸漸地，行政長官失去了信心與力量，這場仗怎樣打？
靖海侯：这里我们还可以做更具体的分析。在我看来，特首作用的发挥，取决于三个方面：1.行不行，即环境条件问题；2.能不能，即个人能力问题；3.成不成，即政府的执行力问题。要改革香港管治局面，单单依赖选出一个有能力的特首是不够的，必须从个人层面和制度层面、队伍建设层面统筹推进。
李敏妮：除了沒有一個的行政主導的制度作盾牌，特首更是無兵司令。回歸後，特首想做任何事情，好像沒有一個團隊與其同行，問責官員未見齊心，各自為政， 在下面的政務官和17萬公務員亦不甚理睬特首。除了公務員的“不做不錯”的文化之外，這也與一些公務員存在的反中思想有關。 由於對基本法及一國兩制缺乏理解，再加上對公務員制度的不滿（包括合約僱員與公務員同工不同酬，和2000年的公務員體制改革，福利不斷倒退，新制員工對特區政府心生不滿），很多公務員在政治風氣影響下迷失了。
2019年7月，逾44個部門共235位公務員發聲明，反對由於政府擬修改逃犯條例，要求林鄭落實五大訴求，不排除發起工業行動。各部門的政務主任亦發起聯署，指「市民憂特首失職、政府失信、警隊失紀」。就連負責《逃犯條例》修訂的保安局公務員也聯署要求政府撤回修例、譴責警隊、和要求保安局局長李家超下台。多個「公務員公會」出現，圖與政府對著幹。截至上年9月30日，共有46名公務員因涉嫌參與2019年的非法公眾活動被捕而遭停職候查或候審。雖然被捕人數不多，但這或多或少反映公務員團隊內的一股暗流。在沒有一個忠心的團隊支持下，特首難以作出有效的管治。
靖海侯：是的，所以在香港这个特殊环境里，更要求特首是一个政治家，理由很简单：1.缺乏政治力不足以统揽全局；2.缺乏政治力不足以对系统性改革提出意见和办法；3.缺乏政治力也不足以建立个人权威，向各方传递坚定的政治意志和决策意志。例子不用举了，大家看看之前几任特首的表现就会明白。
李敏妮：同意，在香港這個複雜的中西博弈場，特首必須是一位聰明的政治家。開創經濟，特首要勇於嘗試，為香港找出路。面對攻擊，要有勇氣和耐力。平日與人交手，要有靈敏的觸覺，辨別偽善者。面對誘惑，特首要有“出於污泥而不染”的清高。最重要，這個領導者要有一種“打不死”的精神，絕不妥協，直至達到目標為止。
7）回歸前的港府好像運作有序，回歸後，政府的管治變得越來越走下坡，社會越來越亂，這是否中國的管轄不善引起的？甚至是否“一國兩制”的捆綁，令中國不敢管香港，而放任不管，所引致的？ 香港以往的亂，是否代表以前的中聯辦沒有做好它的職能？在管治香港方面，中聯辦應該扮演什麼角色？
靖海侯：比较香港回归前后的管治状况，不能说前面好后面不好。1.香港回归后，总体上保持了繁荣稳定，香港本地经济发展速度并且还在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之上；2.香港回归后，市民的民主权利得到迅速发展，在这一点上，施行“独裁制”管治的港英政府完全无法比拟；3.香港回归后，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并没有改变，社会的基本运行还是在惯性的轨道上发展；4.回归后所谓的“乱”，主要是政治乱象与乱局，而这与反对派的发展有关，不是管得不好而是管得不够的问题。
李敏妮：這24年真的管得不夠，如果早管多一點，香港的故事是否可以改寫？香港回歸後，政局越來越混亂，香港人活在傳媒和政客的謊言中，進入虛妄的世界，越走越遠。但若一個人沒有錯過，又怎會反省，並從中學習？經過2019年一役，除了一些堅持要“發自由夢”的人，清醒的人越來越多，越懂珍惜和平，變得更成熟，整個社會學習了，一起得力向前行，這似乎是錯誤中的得著。 這樣看來，中央管得不夠彷似是好事，世事就是這樣矛盾的了，滿有奇妙。
靖海侯：对于“一国两制”的实践，2014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到澳门视察时曾指出：“作为前无古人的事业，‘一国两制’实践不会一帆风顺，澳门要继续扬帆破浪砥砺前行”。我理解，这话说予澳门亦说予香港，说予特区亦说予中央。在香港回归近25年的实践历程中，“一国两制”在探索中前进，也一直在实践中反思。
李敏妮：“一國兩制”是鄧小平想出的一個超前發明，可以解決很多國際紛爭，一個發明一定要經過很多優化才可以變得更好。因此在“一國兩制”下，中國如何管、管多少 ，也是正如您說的，在實踐中反思。
如果中國曾經不敢管香港的話，代表中央一直堅守“一國兩制”的諾言，若無大事發生都不想插手香港的事，就讓它繼續運行其資本主義，讓香港人繼續“港人自港”。可是，中央忠誠的實踐“一國兩制“遇到了衝擊。回歸後，香港人無視“一國”，只談“兩制”，想把香港獨立成一個國家，說中國沒有權管，每次中國有任何舉動評論香港的事，就會被香港社会公審！以往就算中國真的不敢管，絕不是因為一國兩制的捆綁，而是有人用曲解了的“一國兩制”為藉口給予壓力，阻止中央管香港。
靖海侯：香港管治问题的恶化，我想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香港社会的刻舟求剑和不能与时俱进，二是中央一直期待香港社会自己完成调整、适应和跟进。但这不意味着直到2014年白皮书中央才认识到手中所拥有的“全面管治权”。今天2月份，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讲到“爱国者治港”原则时说这是“老调重弹”；同样的，我认为2014年白皮书谈中央的“全面管治权”也是“老调重弹”。“全面管治权”与香港回归是伴生关系，点出来只是重申和强调。中央对香港不是不敢管、不能管，而是对香港的信任和期待太高了。
李敏妮：以往中央就是太相信香港人，放任了他們。 鄧小平在1987年4月16日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已經清楚說出當香港出現危害國家利益、損害香港利益的事情時，中央必須管。 「特別行政區是不是也會發生危害國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難道就不會出現嗎？那個時候，北京過問不過問？難道香港就不會出現損害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能夠設想香港就沒有干擾，沒有破壞力量嗎？我看沒有這種自我安慰的根據。如果中央把什麼權力都放棄了，就可能會出現一些混亂，損害香港的利益。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權力，對香港有利無害。大家可以冷靜地想想，香港有時候會不會出現非北京出頭就不能解決的問題呢？過去香港遇到問題總還有個英國出頭嘛！總有一些事情沒有中央出頭你們是難以解決的。」他說。
靖海侯：您引述的这些话，更说明中央在这个问题上始终有清醒认识和准确定位。
靖海侯：对于中联办在香港管治中的角色，我专门写过一篇长文《中联办的香港地位》。中联办在香港至少有“三重角色”：1.代表中央监督特区的运行，且不仅是特区政府；2.代表中央联系两地的交往，且不仅是经济；3.代表中央把控“一国两制”的实践方向，且立足全国、不仅着眼于香港。
李敏妮：您介紹的很清楚，以下是中聯辦在網站介紹自己的主要職能：
- 聯繫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和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
- 聯繫並協助內地有關部門管理在香港的中資機構。
- 促進香港與內地之間的經濟、教育、科學、文化、體育等領域的交流與合作。聯繫香港社會各界人士，增進內地與香港之間的交往。反映香港居民對內地的意見。
- 處理有關涉台事務。
- 承辦中央人民政府交辦的其他事項。
我認為，以上這個職能介紹縮小了中聯辦的角色，給香港人的感覺就是你只可以管這些小事，如果你多管了，就是你越權，令其在港的工作更困難。中聯辦應該放膽寫清楚他們的角色，使命及工作。 若中聯辦清楚的說出其職能，可以增加他們在香港的權威性，減少社會爭拗，有力的在香港履行職責，服務中央及香港。
靖海侯：有这个问题。中联办的职能体系需要作调整明确。对中联办在香港发挥作用的情况，与“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的情况其实是一体两面。而如果要指出一些问题，就是我之前认为的：1.中联办的一些人还没有真的“走出去”；2.中联办的履职动作还没有全面呈现出来；3.中联办到特区政府去得太少；4.中联办要习惯发声、善于发声。但这些问题的形成，与反对派的污蔑、诋毁和破坏有很大关系，他们客观上提高了中联办在香港的敏感程度。
李敏妮：您很敢言。我們對中聯辦的討論，在香港沒有多少人會討論，反對派一定不會去深究中聯辦應如何改善在香港的操作，建制派又怎會做一些有風險的事？ 看來只有我倆這個敢死隊才會做諫官。
曾經有人說過在香港最沒有言論自由的是“中聯辦”，因為他們每次發言都被反對派攻擊為干預香港，成為政治災難；現在看來不僅是反對派太厲害，也與他們沒有“走出去”，“自我縮小”了角色有關。 中聯辦可以在香港多露面，讓香港人認識他們多一點，越多認識，便越少誤解和害怕。您看彭定康怎麼懂得擄掠人心，搭地鐵吃蛋撻，幽默風趣，常常見傳媒，現在他的說話在香港仍有份量，這與他大打親民牌有關。
靖海侯：中联办在香港当然可以大有作为。2020年4月21日，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指出：“无论是之前的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还是更名后的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负责代表中央处理香港有关事务，完全有权力、有责任对涉及中央与特区关系事务、‘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正确实施、政治体制正常运作和社会整体利益等重大问题行使监督权。”从这段话出发， 我们能看到中联办的职能范围是广泛的，在香港管治上是有重要位置的。
李敏妮：中央可以找一些公關公司，幫中聯辦重建網站，令其更加contemporary（現代化）和重新包裝官員對外形象，聯絡傳媒安排專訪，辦一些地區活動，例如在維園搞一個攤檔，不要笑，為何不可？ 當然他們要預備自己的心，清楚知道行動不是做show，而是中央走向人群，尤其是基層，這不是中共建黨之前毛澤東與農民及工人階級一同生活的風範嗎？
“一國兩制”沒有寫明，中央不可以落區認識香港人，與香港人做朋友，這樣他們才能真正了解香港人遇到的問題，從而監督特區的運作是否有效。若果中聯辦可以多離開西環，多走出來與市民、官員和公務員會面，他們會變得煥然一新，更能被香港人接受。慢慢地中聯辦會成為香港的一部分，與我們坐同一條船。這個緊密的關係可以讓中央更有效履行其對香港的責任，幫助香港改善其管治。
靖海侯：您这句话说得很好，中联办要成为香港的一部分。
8）2019年6月，香港爆發反修例風波，特首林鄭月娥對此政治亂局像是束手無策，令暴亂快速蔓延，受千夫所指，更被指是“深黃”、罵她”大黃絲”! 峰迴路轉，2020年的6月30日，人大通過港區國安法，確保香港的安全，及後於2021年的3月31改善香港選舉制度，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管治模式，堵截了反中亂港者參政，為香港的管治迎來曙光。現在回看，林鄭的管治是軟弱無能，一無是處嗎？
靖海侯：任何事件的发展都有一个过程。正如修例风波，起因不过是一项正常的且有国际惯例支持的法律制度安排，但反中乱港分子却借此兴风作浪，并制造了香港近几十年来最大的政治危机。对特首林郑月娥在处理修例风波中的表现，我们首先要看中央评价。
2019年12月1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来京述职的林郑月娥，他说：即将过去的这一年，是香港回归祖国以来局面最为严峻复杂的一年。面对各种困难和压力，你坚守“一国两制”原则底线，依法施政，恪尽职守，做了大量艰苦工作。你还带领特别行政区政府积极回应社会关切，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扶助企业、纾缓民困，认真研究解决社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对你在香港非常时期显示出的勇气和担当，中央是充分肯定的。
李敏妮：對一個女人來說，面對百般折磨，收到上司這樣的肯定，換上是我，可能會忍不住在習近平面前哭出來！過去一年多，香港黃藍陣營把林鄭月娥攻擊得體無完膚，黃的說她推出逃犯條例， 是“成魔了”！藍的說她什麼也不做，令香港跌進黑暴。 2019年底，香港黑暴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一個朋友與我喝咖啡，她一臉擔憂的說，政府官員的不作為，令暴亂愈演愈烈，認為林鄭月娥不是忠心國家的，是“深黃”。
2019年10月1日，習近平主席在國慶日會見香港官員，說了三句話鼓勵他們，「一寸丹心為報國、為官避事平生恥、上下同欲者勝」，此話他在近年在不同場合也說過，目的是勸勉官員要有擔當。但一些藍營在網絡上將習近平其中一句「為官避事平生恥」扭曲為習主席是要責備林鄭月娥。自從2020年10月左右，網絡KOL開始不斷評擊林鄭引致香港的亂局，沒有能力當特首，言論像傳染病般擴散。
靖海侯：同时，在那段时间里，香港社会对林郑月娥的处理手法确实有争议，主要是两个方面：1.认为林郑月娥在修例撤回一事上决策迟缓；2.认为林郑月娥在止暴制乱上行动不够。我对此有自己的体会和理解：1.修例有必要性和正当性，撤回是下策，且不符合法律实际需求。这一点我们已经看到了，至今事发起因的杀人凶手陈同佳仍然没有收到法律的惩治。所以坚持修例是有意义的。2.反中乱港势力在修例风波中急速推动暴力暴乱升级蔓延，而香港警方缺乏处理相关危机的经验和人力。这影响了止暴制乱的节奏。
李敏妮：我同意您的觀察，林太應該“企硬”，修例有必要性，對的事為何要撤回？ 當時香港社會一直以示威威迫她撤回條例，見到“200萬人”（反對派聲稱的數目，實質遊行人數根據路透社報道只有數十萬）遊行說自己不對，見到每週的暴力不斷升級，3萬警察已經無力應對，我相信她開始害怕，也質疑自己的決定。最後就說“the bill is dead”， 決定撤回，以為可以平息事件，怎知道反對派醉翁之意不在酒，繼續”Five demands, not one less” (”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包括撤回《逃犯條例》修訂草案）藉以推動暴亂，為要奪權！
靖海侯：我们都经历过修例风波的完整过程，应该对此有了解，也应该对此有理解。我觉得最可贵的是，林郑月娥坚持了下来，并在中央出手后体现了止暴制乱的执行力，结果是维护了香港的政治秩序、法治秩序和社会秩序。这里面就是单纯的暴力与反暴力、夺权与反夺权问题，所谓阴谋论都是子虚乌有。
李敏妮：2019年是香港的政治環境最嚴峻和複雜的時候，林鄭月娥在應對顏色革命上是真的束手無策，顯得軟弱無力，但試問香港誰人有經驗應對過？ 前任特首在應對社會運動上比她做得更出色嗎？ 林鄭月娥是一位傑出的政務官，是一個執行力強的人，可能她遇上世紀級的暴亂，顯得不夠信心。2017年，中央信任她，她就當上這個位置。人生是一個不斷學習的過程，每個人都是從錯誤中學習的，相信林鄭月娥上了一堂寶貴的課，經驗更豐富了。
9）根據中國已故領導人鄧小平的「一國兩制」的設計，他承諾的是香港50年不變，在他原本的構思中，這是否代表香港什麼也不可以變？ 若香港改變了管治方式，包括定立國安法及改善選舉制度，是否違反了50年不變，特區政府應該怎樣平衡？應否守護50年不變這個管治思維？
靖海侯：“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不仅是邓小平的承诺，还是基本法第五条的规定，不变是一定的。但这个不变，就是这句话所说的范围，是大的方针和体制，不能把所有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细节都归到不变的范围内。否则，就是要求香港止步不前，理论上和现实上都不可能成立。
李敏妮：香港人不可以把“50年不變”曲解，以為什麼東西都不可以變，50年不變只是一個原則。 1984年10月3日，鄧小平會見港澳同胞國慶觀禮團時，肯定的說：中國在中英聯合聲明協議中說50年不變，就是50年不變，但他沒有排除改變，只要改變是有利於香港的繁榮和發展的便可。「再說變也並不都是壞事，有的變是好事，問題是變什麼……如果有人說什麼都不變，你們不要相信。我們總不能講香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所有方式都是完美無缺的吧？即使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之間相互比較起來也各有優缺點。把香港引導到更健康的方面，不也是變嗎？」他說。
靖海侯：现在香港进行拨乱反正，中央制定颁布香港国安法、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反对派将此指摘为触犯了“五十年不变”承诺和规定。对此问题，有必要予以澄清。首先看香港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不是今天才提出的要求，而是写到基本法第23条的内容，也就是说这是从1990年基本法通过之时就已经确定了。很明显，这不是“变”，而是落实，只不过是特区暂时落实不了，而相关事情又有紧迫性，所以采取了国家出手的方式。但要注意的是，香港国安法是全国性法律，不止使用于特区，中央当然有权力。再看完善特区选举制度。其目的是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这也不是今天才提出的，而是1984年小平同志就强调的，也是基本法所要确保的一个精神。
这两项，即便从字面意思来看，都与“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和“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没有关系，完全不能言之为“变”。同样的，公务员制度改革和对管治组织的要求，也是强化维护国家安全和“爱国者治港”，都不是意识形态的内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内容。
李敏妮：香港的傳媒，有多少人看完了《基本法》？若我們不了解一國兩制的精神，而盲目的批評中央對港政策的任何改變為“干預”，破壞一國兩制，這樣的評論便不是基於事實，而是偏見，違反了傳媒必須準確報導和不偏不倚的操守。 由於現時大部份香港傳媒都偏頗了，讀者唯有靠自己，重看鄧小平的話，重新了解一國兩制的原本精神，才能明白中央為何要變。我記得您在不同的文章都提過「變是為了服務於不變」，這句話聽上去很“玄”，但不難理解：變的目的是為了維持香港由1997年至2047年50年內繁榮穩定不變的承諾。香港在2019年遇到外國勢力入侵，整座城市人心惶惶，經濟大受打擊，如中央及香港政府仍然站著不動，說是鄧小平和《基本法》要我們“不變”，那麼他們就如木頭人，成為魯迅筆下的阿Q了。
靖海侯：“五十年不变”作为政治承诺和法律规定，是严肃和权威的，是各方都要遵守的义务和责任。对这一方针如何把握，其实不难，做到三个根本的方面即可：1.始终把“一国”放在前面，任何管治动作都不能损害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权益；2.始终坚持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且对相关问题有制度上的纠正能力；3.始终以确保香港长期繁荣稳定为目标，对反稳定反繁荣的势力和活动能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在基础上，在高度自治范畴内，推动香港变革大有可为，且一定能保持正确的方向。
李敏妮：中國承諾香港人的50年不變已過了一半，香港改變了什麼？ 失去了自由？ 4月19日，一份週刊的總編輯在一封，題為《當言論自由變成一種罪》，的致讀者的信（呼籲訂閱）寫到：「香港人與生俱來，就是喜歡自由熱愛自由，但活在今天的時空下，喜愛自由成為了香港人原罪，言論自由有罪，選舉自由有罪，藝術創作有罪，營商有罪。每天醒來，當局都在不斷立新法，不斷自圓其說解釋，每一次立法都是在剝奪大家原本享受的各種自由，幾十年來習慣的自由空間在縮窄，很多人感到窒息和懼怕…」信中的內容反映了反中人士最近的思想。若細心閱讀，會發現他們心中的「自由」超越法律。回顧2019年，為了推動反修例示威，蘋果日報筆下描繪了一個浪漫的「自由之夏」，引誘年青人以暴力爭取自由，但所要求的“自由”是一種人人可以胡作非為、說話挑動仇恨、造假新聞、破壞毆打等，漫無邊際沒有約束的“自由”。這種自由只存在於他們幻想的烏托邦，聖經當中的罪惡之城「所多瑪」，而這種自由最終只會破壞五十年不變，令香港墮入深淵。
靖海侯：他们所要的自由，是无边界的自由，甚至是反中乱港的自由，这种自由自香港回归时就没有法律上存在的空间，完全不涉及变的范畴。
10）2021年3月30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修訂了基本法附件1（有關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和附件2（有關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對香港的管治有什麼重大的意義？修訂後，立法會由原來的70個席位增加至90個席位（選舉委員會40席，功能組別30，直選20），但由市民直選的議員卻由原本的35人變成20人，立法會又怎能反映市民所需，從而推動政府的改善？為了提升香港的管治，香港應否推行普選行政長官，還是以1500選委選出來更好？
靖海侯：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修订香港基本法附件一、二，其意义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中已经阐明，可以用2+4来概括。即2个根本目的：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4个基本功能：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确定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确保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切实提高香港特别行政区治理效能，保障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可以看出，修订基本法附件一、二，对香港管治既有全局意义也有具体意义，既提供制度保障也提供环境条件，既在政治层面也在治理层面。
若作简单理解，就是要实现香港管治：1.宪制秩序的权威性和稳定性；2.行政主导体制的巩固和真正落实；3.立法和行政关系的理顺和良性发展；4.从政治问题中解放出来，为破解香港深层次问题打开空间。
李敏妮：人大修訂基本法，改善選舉制度，反對派高呼民主已死。3月5日，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教授陳祖為以題為「A broken promise」於Facebook發文，引述1994年3月18日的《人民日報》報道，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魯平在記者招待會指出 ：「至於第三屆以後立法機關怎麼組成，將來完全由香港自己決定，只要有三分二立法會議員通過，行政長官同意，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就可以，不必要中央政府同意。」 陳祖為批評，如今北京不但不讓港人自己決定立法會的組成方法，並且繞過立法會，直接強加一個倒退了24年的制度於香港身上，斥責這是「言而無信，歷史會記住的」；之後他再發文，批中央「撕破高度自治的承諾」。前立法局議員陳家洛在Facebook直斥：「倒退了的，叫做「完善」」。 吳志森在專欄中說：「清除了所有反對聲音之後，就只剩下建制派自己內鬥了。」
可是，他們都掩蓋了事實，坦白說，這是思考的殘障。新選舉制度（參選人要經過資格審查委員會檢驗，排除反中亂港的人混入議會）不是清除反對聲音，而是除亂。我常常說香港人要有獨立思考能力，讀文章的時候不要隨意跟著對方帶動的思想走，以為對方是大學教授、立法局議員就一定是對的了，我們不要看人的身份高低，而是看內容，再加上自己的思考，甚至調查，來決定信或不信，不要迷迷糊糊被洗腦。
事實是，反對派在立法會搗亂已經多年，近年達到高峰，令很多政策不能在立法會得到正常的討論，不斷的拉布，令立法會幾乎停頓。 這個禍根就是英國人在回歸前鋪下政改——把立法凌駕於行政——造成的，亦違反了1990年訂立的《基本法》的行政主導的管治設計，亦因為這樣彭定康被中方罵為“千古罪人”。現在中央做的就是以一個系統性的制度撥亂反正，把立法會主導變回行政主導，讓特首施政更為暢順。人大改善香港特區的選舉制度其實不是倒退了24年， 而是遲了24年，終於把英國人留下的代議制的炸彈拆除，香港可以重回正軌。
靖海侯：对，是迟了而不是倒退了。再看此次修订基本法附件二对于立法会选举的调整，可以说有两个重要变化：一是规模扩大；二是结构优化。直选议员由35人减至20人，就是其中一个具体表现。对此我的理解是：1.直选可以反映民意，功能界别选举和选委会选举也可以反映民意，在代议制上两者本质上是一样的；2.衡量民主质量的最终依据还是民主实践的效果，很明显，过去虽然直选议员多，但立法会乱象也多，行政与立法关系也一直紧张，立法会的效能反而相比以前更低；3.立法会规模的扩大补偿了直选议员的减少，而且在更高层面保证了其有序运转和高效运行。
李敏妮：對於完善了的選舉制度，我也有一些看法。新制度的好處是，香港更能經過選委會找到適合管治香港的愛國者（參選人要經過選委會提名，再由資格審查委員會通過），防止直選制度的弊病——多多少少受到政客左右市民決定，未能選到真正愛民的議員。可是，我也有一點隱憂，新制度能否選到賢能的愛國者，要看這個選委會有多為香港，多公正？它會否給一些有勢力的小圈子霸佔，從而選出與他們私相授受的立法局議員，會否給地產和商界大鱷控制，繼續影響民生，令立法會重滔覆轍。
一個朋友也向我提出他的憂慮。他說，以往選舉的結果顯示，香港一直有一大群人是不出來投票的，是沉默的一群，如果將來直選議席更少的話，他們會認為佔少數的直選議員不能再在議會發揮作用，可能更堅決的不出來參與投票，在社會的聲音會更少。他說的不無道理，直選議席的減少，在議會代表市民的聲音會被壓縮，將來立法會能否反映市民所需，從而推動政府改善政策，我仍然有一個問號。 但每一件事必有優點及缺點，只是看缺點有多大而已，而且每一個制度也需要時間去完善，清除缺點。
靖海侯：直选议员减少后，立法会乃至特区的整体治理效能提高，有利于改变特区长期以来“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状况，会让政府施政的效果更为明显，且责任归属更加明确。这样，如果施政再出现问题，民意的反映也会更加直接，责任更加不可推卸，将倒逼立法会议员更加在议事中听取和吸纳民意。所以，从反映市民利益、满足市民诉求的角度看，改革调整的立法会，其民意基础是有保证的。
李敏妮：由直選出來的也不一定代表他們有能力和有心為市民服務，以往只搞政治的反對派議員及對政府恭維的建制派已經把這個問題表露無遺。中央為何要減少直選議席，第一，要杜絕反對派從中作梗影響選舉結果，第二，認為選委會更能選出適合管治香港的人。 為了令這個制度更完善，我們應該集中思考：那由選舉委員會選出的40位議員，怎能確定他們是愛國愛港人士，確定他們有社區服務經驗，確定他們的議政能力，確定他們能夠代表市民發聲，確定他們正直不阿？會否有一個問責制等。有朋友說：「那40名被挑出來的立法會議員，如果表現不如理想，除非犯法，已不能被DQ了，又繼續坐在議會浪費納稅人金錢，但直選及功能組別，可以在下屆以票定去留，這個如沒有機制處理，定必惹來民怨！」希望中央可以想想辦法防止這些問題。
靖海侯：关于行政长官普选的问题，我之前在香港大公报写文章论述过。普选是最终目标，是法律承诺，目前中央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于此有明确表态，即“此次全国人大决定对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修改完善是一个小切口，对基本法第45条、第68条没有改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因此，这两条所确立的香港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员选举最终达至普选的目标不会改变。”
李敏妮：經歷了那麼多，香港是否會有一個普選產生的特首，真的是那麼重要嗎？一個由全民普選出來的特首就能為香港帶來幸福？如果這個特首利用攻擊、洗腦、文宣寫手，多年來把勁敵抹黑，而這個勁敵是個賢能的人，但不懂權術，所以在宣傳方面就輸給這個懂得在背後攻擊人的候選人，最後前者得勝，得到全港市民經過一人一票選出，又或是經過協商產生，你要不要這樣的特首？ 你看美國有一人一票的民主選舉，選了一個特朗普出來，你仍然堅信這種虛幻而容易被權貴操控的民主選舉嗎？
曾經看過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嚴飛在2011年（相信他當時剛畢業於Stanford的東亞研究系），發表的一篇評論《香港大陸化，還是大陸民主化》，指出若行政長官並非由普選而是由小圈子選舉產生，必然會導致香港政府在政治上缺乏認受性，沒有足夠的民意授權去處理具有爭議性的社會議題，香港要做到良好管治就會很困難。這個論點可圈可點：當民意已經被操控了，普選產生出來的特首就能做到良好的管治？還是會進行破壞？我認為在社會上先撥亂反正，才進行普選，比較適合。
靖海侯：比较普选和选委会选举，从长远来讲，普选既然是最终目标，肯定是好的方向。但从现实来讲，或者说在香港尚不具备普选条件和共识的情况下，选委会选举在当前肯定也是最好的办法。香港社会需要明白的是，能不能普选、什么时候开始普选，属于中央决策，但社会的自觉和配合非常重要。如果想让这一天早点到来，就要在维护国家安全和确保“爱国者治港”上，统一思想并展现执行力。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行政长官普选不普选，就看香港社会怎么办了。
李敏妮：可是，那些香港人不要由提名委員會提名的普選，而是完全民選的普選，下一步不難預計的就是要求香港獨立，從中國分裂出來，這樣的要求是中央不能做到的。但這些港人只會歇斯底里的爭取，引致社會繼續撕裂，動盪不安，那麼爭取一人一票的普選給我們是幸福嗎？還是一個民不聊生的社會？回望過去24年，我們每人手中已有一票選立法局議員，香港人的生活怎樣？他們活得有尊嚴嗎？誰在背後操控這些亂局令香港不能集中解決深層次矛盾？大家心中有數。
最不喜歡中央撥亂反正的就是這些既得利益者，以及在這個隱蔽的系統裡“抓著數”的人。一位朋友說得好：「香港的權貴實際上通過選舉制度把控了香港，有朋友說是影子政府，我覺得挺有道理，他們包括地產商、醫生、律師等等，他們撈錢撈的肚滿腸肥，中央政府給他們埋單擦屁股…」社會不應再花精力爭取普選，無論是由提名委員會提名參選、還是由選舉委員會、甚至以完全民選，而“普選”出來的特首，反而應該探討如何優化定下來的選舉制度，堵截漏洞，以及教育投票人如何選擇真正的愛國者，明白愛民如子的重要性，才能選出賢君、賢臣。
靖海侯：您说的这些其实都是“爱国者治港”原则的应有之义。
11）對於一部份香港人來說，「愛國者治港」就是找一班聽聽話話的支持中國和香港政府的傀儡，管治香港，他們只要表現“愛國”便可以被選出，不用向市民問責，那麼「愛國者治港」會否影響香港的民生？ 如何可以選到真正的愛國者？「愛國者治港」對香港的未來有什麼好處？ 在愛國者治港的制度下，立法會的政治組織數目會否減少？若然只有清一色「愛國」親政府的黨派，會否影響議會監察政府的效能？
靖海侯：关于“爱国者治港”，我们先来看三个层面的论述。其一，邓小平同志1984年就指出，：“港人治港有个界线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理香港”。其二，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1月27日在京听取林郑月娥述职报告后强调：香港由乱及治的重大转折，再次昭示了一个深刻道理，那就是要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必须始终坚持“爱国者治港”。这是事关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事关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根本原则。只有做到“爱国者治港”，中央对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才能得到有效落实，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宪制秩序才能得到有效维护，各种深层次问题才能得到有效解决，香港才能实现长治久安，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应有的贡献。其三，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年2月22日的讲话中指出：“爱国者治港”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核心要义；香港的管治权必须掌握在爱国者手中是一条基本的政治伦理，天经地义；坚持“爱国者治港”，这不是高标准，而是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港人治港”的最低标准。
可以看出，“爱国者治港”的要求和标准，不是今天才提出的，更不是今天才开始做的，也不是今天才要求落实的。香港一些人污蔑、抹黑“爱国者治港”，否定其历史逻辑和政治基础，本质上还是一种政治挑衅，一种对香港宪制秩序的挑战，目的仍然是反中乱港。
而“爱国者治港”对香港的意义，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作进一步概括，就是四个方面：1.可以确保香港的政治秩序；2.可以确保香港的社会稳定；3.可以为解决香港深层次问题创建环境条件；4.可以为香港长治久安打牢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不能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香港就不能拨乱反正，就还会陷于风雨飘摇之中。“爱国者治港”于香港，是兼具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和未来意义的。
李敏妮：那些不喜歡中國的港人，中毒太深了! 當您去這些學者、前立法會泛民議員的Facebook，見到他們所堅信的，就會感到很心寒。我沒有信心他們看到我們的對話會很快改變。其實無論是鄧小平還是習近平，需要提出“愛國者治港”的要求，是很悲涼的，愛國不是很自然的嗎？但在香港，支持中國，愛上中國，是一個罪。人們知道了之後，就立即默不作聲、表現冷淡，感覺你像是有病！愛上自己的國家也不可以？是誰有病？ 他們都說「我愛國不愛黨」，請提出確實證據證明中國共產黨如何邪惡。
為何中央要用“愛國者治港”，就是要達到《基本法》規定，要有2/3議員同意才能通過議案的門檻，令香港管治順暢，令香港停止政治鬥爭，開始建設。今年3月初，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在報章撰文，強調中央決心打造的愛國者，不是橡皮圖章或“忠誠的廢物”。我認為，中央也不要“忠誠的反對派”。不敢在議會提出尖銳性的問題，從而監察政府施政，這種反對派只會是花瓶，對改善政府的管治沒有多大作用。
立法會的政治組織數目在改革初段應該會減少，因為以往的反中亂港的政黨不會合資格入局。之後，反對派會重新反省，自行建構新黨派，其他社會人士也會組黨參政。我希望見到的是新的黨派不需再分什麼建制或是泛民，就是每一個黨派應該有一個理念，改變社會某些問題，成為他們的使命，然後入議會改革社會。
靖海侯：夏宝龙说得很明白，“爱国者治港”不是“高标准”，而是“最低标准”，也就是说，它是基准，并且不是简简单单的要求“爱国”而已。今年3月份，中央派官员到香港听取社会各界人士关于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的意见建议，召开座谈会，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表示：“爱国者治港”既明确了政治要求，也包含了能力要求。这句话的意思很清楚了，“爱国者治港”对“爱国者”的要求有两个方面：1.有爱国爱港的立场；2.有爱国爱港的能力。不向市民负责、不为市民发声，不仅不符合“爱国者治港”原则，还是对这一原则的根本抵触。内地常讲一句话，“政治立场要靠政治效果来检验”，同样，仅仅爱国而不能治理好香港，便不能达到“爱国者治港”中所说的“爱国者”的标准。
李敏妮：中央是真心要撥亂反正，不然不會冒著全城反對，也要改革選舉制度 ，絕不想有假冒愛國者勝出！ 可是在殖民地長大的香港人沒有愛國傳統，要找真正的愛國者，談何容易？ 一直以來，吃政治飯的人會用不同方法表達“愛國”，例如擁有“義工”隊，間中搞街頭簽名運動、抗議反黃絲、反暴力等，最近更不停發文提治港建議…方法層出不窮。
《透視報》最近有一篇文章，講述這些“偽裝者”的行徑。作者指出，「有些防偽本事極高的愛國者，因長期偽裝，已到了「不由你不信」的境界⋯⋯身邊接觸到不少知名度高的朋友，他們胸前掛著愛國名牌，又兼任某協、某會會長等“名銜”，只要開聲，要贊助？有！要義工？有！私底下卻除了不是藍外，其他黃、黑色素都表露無遺，這些朋友有些已取得“功名”，有些正在“考取功名”中！ 」
立法會現在多了很多位，我聽說很多人摩拳擦掌預備選舉入立法會。我們真的要選到愛國愛港的人，如果給了一些牛鬼蛇神入去，就是那些“假愛國拿着紅旗”，撕裂香港而不是解決深層次問題的人，香港又會再被拖4年，人們又會用任何出錯為藉口批評中央。我更要指出，現在選委會及立法會的功能組別，各自也多了一個新的人大政協界別，給特區的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選委會的新界別有300人之多）。很多人不知道，香港有一些私人機構老闆會捐錢給建制政黨，從而向中國“表忠”，目的是可以做政協和人大，得到更大利益。這些人是真正的愛國者嗎？若果給他們混入了選委會和立法會，後果不堪設想。
靖海侯：此外，对于“爱国者治港”，中央反复强调不会搞“清一色”，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还说“泛民”中也有一些爱国人士，也可以参与治港。香港社会不妨多些耐心，看看实践发展的结果，届时这些疑虑自然会消除。
李敏妮：我認為，未來最重要的工作，是“照妖”：箍走假愛國者。什麼是愛國？我認為，對中國奉上真心的愛情就是愛國，而不是虛假的表面的獻祭。真正的愛國者會“義無反顧”的貢獻自己給香港和中國，為了讓人民生活更好。求名求利的人，得着的只是虛名，失去的是留在歷史之名，不着一點痕跡，隨風而去。
12）展望未來，政府應該如何改善其管治？是否需要一個翻天覆地的改革，包括重新設立一個公務員系統，和定立一個管治策略及精神？改革香港政府的管治猶如移除一座大山那麼難，香港政府真的可以成功改變嗎？
靖海侯：香港问题主要是政治问题，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后，香港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香港工作的重心就会有所变化，破解各种深层次问题就会成为新的工作方向。我此前在一篇文章中作如是概括：原来聚焦斗争，今后聚焦建设；原来聚焦解决政治问题，今后聚焦突破发展瓶颈；原来是与反中乱港分子间的敌我较量，今后是团结社会大众为市民谋幸福。要改善香港的管治，就得把握这方向，应对这局面，肩负这使命。
李敏妮：有人在臉書上寫上“黑暗中的香港”，我看到的卻是破曉黎明的香港，在最黑暗的時刻出來的第一道光，劃破長空。我相信您一早已經知道要解決政治問題，才能解決香港的問題，比其他懵然不知的人，您一定為香港心急如焚。等待的過程，您的心情是怎樣的？（哈，我像不像在訪問您？但我真的想知道。）
靖海侯：我还是有定力和信心的，同时我觉得香港社会对此也应该有足够的信心。1.出台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后，主要的政治问题已经在制度层面上得到解决；2.行政主导体制得到夯实和巩固，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的管治权威确立，施政将更加从容；3.反中乱港势力逐步得到清除，社会稳定的基础也得到了夯实；4.社会诉求正向经济民生聚集，改革的民意基础已经具备。所以我认为，后面的工作会更偏重技术性，比这两年香港的拨乱反正更容易。
但改善香港的管治，不会自然发生，还是需要不懈努力。对特区政府来说，关键是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1.调整工作方向；2.坚定改革意志；3.坚持群众路线；4.体现进取精神。也就是说，特区政府要由被动转为主动，由漂浮转为务实，从既得利益格局中跳出来，真正为市民谋幸福做文章。
李敏妮：希望官員用“心”看看我們寫的，都是肺腑之言。我給香港政府的建議是：市民的生活很苦，很多人活在貧窮及無望中，希望您們能夠著緊，一起商議改革公務員迂腐的文化，建立一個緊密的團隊，開始建設香港。 不要再常常做研究之後不跟進，要敢於做決定改善香港。不要害怕那些既得利益者，他們在香港只是其中一份子，而不是主人，人民才是最重要的。“為人民服務”將會是您們的使命！
現在香港的政治制度已經建設好，還原了基本步，未來的路應該比較好走。政府是香港人的領袖，希望您們能夠拿出決心和信心，勇敢一直走下去，直至到達目標，令香港人能夠在好的管治下安居樂業。在終點，有很多人會為您們歡呼拍掌。加油！歷史會記著您們。
靖海侯：嗯。香港历史已经翻开新的一章，这是香港的机遇，也是特区政府迭代升级的机遇，唯有与时俱进，才能不负中央，不负市民，而积极作为、倾情奋斗是唯一法门。
此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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