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0月6日，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發表任內第五份、本屆特區政府最后一份《施政報告》。
立法會上，在宣讀報告結語時，林鄭月娥說：
“上任不到兩年，就因「修例風波」、社會暴亂、外部勢力不停粗暴地干預香港事務、新冠疫情沖擊，而承受前所未有的巨大壓力。支撐著我排除萬難的動力，來自中央永遠是特區堅強后盾的諄諄囑咐、我在就職時承諾為香港市民一直護航的不變初心和家人的無限信任及默默支持。”
透過電視直播，人們看到林鄭月娥幾度哽咽。
往事並不如煙。經歷過修例風波的人大都可以體會，這幾年，林鄭月娥和特區政府不容易。“莫道女兒嬌”，萬水千山總是情，多麼艱難困苦，都在林鄭月娥的這“哽咽”裡輕輕帶過了。
二
香港特區政府，或許曾經是世界上最“委屈”的政府。
按照“一國兩制”制度設計，香港特區實行行政主導體制，即香港政治體制並非西方概念中的“三權分立”，行政相比立法、司法，具主動和主導地位。
2020年9月7日，國務院港澳辦發言人專門就此問題發表談話，指出“關於香港特區實行‘三權分立’的說法必須糾正”，明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的特點是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基本元素包括三權分置、行政主導、司法獨立、行政長官代表特別行政區向中央總負責”。
事與願違。制度設計如此，具體實踐“走樣”。香港回歸20餘年來，人們看到的是，行政不能主導，立法失去秩序，司法淪為“獨大”。在反中亂港勢力和外部反華勢力長年累月的滋擾、破壞和沖擊下，行政長官的權威和特區行政機關的地位，均受到嚴重的消解。
“戰戰兢兢，步履維艱”8個字，正是對香港特區政府昔日狀態的客觀描述。
在香港，呆過一段時間的人就會發現：社會上不少人對行政長官缺乏尊敬和敬畏，特區政府官員異常低調和謙恭，有時候的表現甚至可謂“卑微”；而當社會出現問題，所有的矛頭都會指向特區政府。“罵”特區政府，一度成為一種“社會風尚”。
最極端的例子，莫過於修例風波期間，港台聘用記者利君雅在一次記者會上的提問。其時，她沖林鄭月娥高聲喊道：“林太，很多市民問你幾時死啊”。
例子極端，卻有普遍性。只要打開特區政府新聞公報網站，看看前幾年林鄭月娥出席立法會問答會時，反對派議員的種種無理詰問，就能感受到香港特首的無奈和特區政府的無助。
三
行政弱勢，肯定背離制度設計和實踐初衷。而行政弱勢所導致的問題，已全面凸顯，且教訓深刻。
1.憲制秩序難以穩固。行政主導不能確立，立法權和司法權就會肆意夸張，既削弱行政長官和特別行政區政府的管治權威，又對落實中央對港全面管治權形成阻力。實際上，這些年，反中亂港勢力正是通過制造、利用“行政弱勢”，進而實現挑戰中央權威和“一國兩制”底線的。
2.施政節奏難以掌控。由於特首和特區政府權威性不足、影響力受限，施政計劃難以在立法會通過，很多政策安排被耽擱；因為“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再好的《施政報告》也不能完全落地實施。
3.管治團隊難以建強。因為不受尊重並成矛盾焦點，特區政府成為名副其實的“熱廚房”，一方面讓社會賢能之士“望而卻步”、不願加入，另一方面又讓已經加入的人置身“風口浪尖”上，日日面對來自社會各方的批評甚至起底攻擊，有的則一上任就被搞成了“跛腳鴨”。
從某種程度來講，“行政弱勢”既是香港亂象亂局的表現，也是香港亂象亂局的致因。而時下人們關注的經濟民生等香港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所以長期得不到有效破解，正是社會干擾太多、各方掣肘太甚、特區政府“有心無力”所產生的必然結果。
反中亂港分子常用“高牆”和“雞蛋”作比喻，以煽惑誤導市民挑戰特區政府。而殊不知，曾經處處被動的特區政府才是那個“雞蛋”，受盡了污蔑和詆毀。
“行政弱勢”還是“行政主主導”，自然深度影響香港的管治局面。
或者說，特區政府的“困境”與香港的“困局”高度關聯，特區政府的“振興”與香港的“復興”高度關聯。過去，香港的亂源於此；今后，香港的興也將系於此。
四
無疑，中央早就意識到了這一問題。
在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和政府工作報告裡，都會有這麼一句話：“堅定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而中央所以反復重申這一點，就是因為：
1.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是香港政治體制的重要構成，其權威直接體現香港特區憲制的權威；
2.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是確立特區行政主導體制的核心環節，其地位直接決定香港的實際運行模式；
3.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是做好香港管治工作的關鍵主體，其作用直接影響香港的繁榮穩定。
中央對問題有准確把握，對現實也全面洞悉。2021年3月，中央決定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以對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委員會重新構建和增加賦權為核心進行總體制度設計，其中一個重要目的就是鞏固確立香港的行政主導體制。
全國人大常委副委員長王晨在關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草案）》的說明中指出，立法的一個原則是“提高香港特別行政區治理效能。健全行政長官對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的制度，維護行政主導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治理架構和運行機制。”
可以說，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打通行政長官、選委會、立法會的民意基礎，為選委會賦能就是為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賦能，就是要改變香港“行政弱勢”的局面。
馬克斯·韋伯認為，任何組織的形成、管治、支配均建構於某種特定的權威之上，適當的權威能夠消除混亂、帶來秩序；而沒有權威的組織將無法實現其組織目標。
過去，香港所以亂，就是因為權威沒有確立；如今，香港由亂及治，正是因為權威已然確立。
五
香港已經實現由亂及治的重大轉折，從林鄭月娥和特區政府官員的表現來看，已經“硬氣”了很多，行政主導的局面正在良性發展。
但特區政府的“委屈”問題就此解決了嗎？未必。
撥亂反正前，反對派自然以攻擊特首和特區政府為榮，日日聒噪不止。而建制派，受所謂“民意”裹挾，亦常自覺不自覺地站到批評特區政府的一邊，甚至以批評特區政府作為“明哲保身”的手段，輕易將“鞭子”打到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身上。
過去的工作，特區政府當然有做得不好的地方。但問題是，原來所暴露出的施政問題，很多並非“真問題”，而是被反中亂港勢力制造出來的問題；原來社會所體現的“民意”，很多並非“真民意”，而是被反中亂港勢力設計出來的民意。
董建華在任時，反對派要求其下台，有多少建制派人士跟著起哄？梁振英競選時，反對派提出“anyone but CY(梁振英英文名簡寫）”，有多少建制派人士跟著叫嚷？林鄭月娥任上，反對派又重操舊計、污蔑打壓，又有多少建制派人士客觀上壯了反對派的“聲勢”？
香港歷任特首的問題，很多並不是他們自身的操守和能力問題；而是在香港現有的憲制框架內，任何一個人擔任香港特首，反中亂港勢力都會跳出來極盡挑舋之能事。被反中亂港分子或所謂“民意”帶節奏，有些建制派自入其彀中，是不是糊涂了些？
2019年以來，通過止暴制亂和撥亂反正，人們能明顯看到林鄭月娥的進步和特區政府管治團隊的成長。但在此期間，仍有少數建制派人士將矛頭對准林鄭月娥。他們表面上是從落實中央決定考慮，亦可能並非惡意，但造成的實際影響卻是給人一種建制派內部分裂的表象，這，能算是心懷“港之大者”嗎？！
在管治香港上，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當然有重要角色，作為議員和政團代表，建制派同樣也是特區管治力量的一員，同樣對香港各種問題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出現矛盾和問題，輕易、隨意就批評、甩鍋特區政府，好像與己無關；面對挑戰和風險，張嘴、隨手就推責、施壓特區政府，仿佛置身事外。有這些表現的，都算不上合格的管治者和建設者。
六
撥亂反正後，隨意批評特區政府、甩鍋特區政府的問題仍然存在，而且還可能有新的表現。
隨著反中亂港勢力被鏟除，香港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發生變化。
原來，社會政治生態不良，敵我斗爭是主線，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背負著沉重的政治壓力，面對著嚴峻的施政局面，不可避免地成為反中亂港勢力打擊的對象、社會的矛盾焦點。
此後，社會政治基礎逐漸夯實，發展成為主題，內部矛盾彰顯，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又要背負起破解香港深層次矛盾和問題的重任，又將不可避免地因沖破各種利益藩籬經受質疑、遭受阻力。
也就是說，固然香港站上了新的歷史起點，但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所面對的批評和指責未必會減少。固然這些批評和指責，相比反中亂港曾經的污蔑攻擊，性質上迥異，但因此給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帶來的“委屈”，未必會讓他們感到更輕鬆。
原來，建制派可以分擔反中亂港勢力對包括特區政府在內的建制力量的攻擊，今後誰又來分擔社會各方對特區政府的批評和施壓呢？或許，新局面下，因為香港沒有了建制派和反對派，特區政府更得自己獨立面對這些批評和施壓，肩上的擔子反而更重了。
過去是矛盾焦點，現在還是矛盾焦點，這就是特區政府面對的真實局面。
七
按照基本法規定，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主要官員均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中央所以在重要報告中反復重申“堅定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就在於他們作為一個政制構成，必須重視，他們作為一支管治團隊，必須信任。
因為歷史傳統、制度慣性和舊有行為模式的影響，特區政府在具體施政上固然有一些理念、意志、方法、行動方面的問題，但這些問題可以有更好的辦法幫助他們改進提高、優化完善。動不動就懷疑其立場、質疑其動機，動不動就給他們扣帽子、作批判的做法，需要拋棄了。
批評，則作善意的批評；問責，則作具體的勸誡；監察監督政府，自己也要有建設性，而不是凡事甩鍋、無限施壓、一味斥責。對待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不妨多一些理解和關愛，看到他們的問題，也看到他們在努力、在成長的一面。
畢竟，在管治香港上，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負直接責任和主體責任。堅持“一國兩制”“港人治港”，要辦好香港的事，最終還得靠他們。
而維護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的權威，也是“港之大者”。
靖海侯
內地知名博客，資深傳媒人。
文章轉載自微信公眾號”靖海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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