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連兩篇報導慰安婦的文章刊登後，收到了不少回響，閲者無不洒下同情淒心之淚，聞者無不生起憤慨不平之怒。可喜者，文章吸引不少新一代開始關注慰安婦歷史，可哀者，卻原來「三年零八個月」這段被刻意淡化的歷史中，有著更多未被公開記載的慘絕人寰之情節。
我們的第一篇文章報導中國大陸慰安婦萬愛花、雷桂英、和侯冬娥等的遭遇，第二篇講述香港慰安婦阿月、醜婆婆、和羅氏姐妹的經歷，都令人有椎心之痛，既痛心又氣憤她們得不到任何關愛與支援，只能一輩子深埋屈辱與痛苦中。
文章刊登後，讀者提供了不少有關香港在1941-1945年淪陷期間女性被強暴及殺害的慘況，以下是讀者的口述證據：
61歳的鄧業華回憶在年輕時聽其伯父講述女性被強暴的情況 。 「伯父說當時滿街死屍，看不到女子敢在街上行走，經過很多樓宇時，都會聽到上面傳出女人的慘叫聲， 因為“蘿蔔頭”（日本兵）到處入屋強姦，總之就是人間地獄，男的就被打被殺，女的就被強姦。」他的伯父更告訴他一個小孩的故事。「街坊有一名四五歳大的兒子，不知怎的打開門走到街上玩，被遇見的日本兵一腳踢到肚都黑了，後來街坊發現送那小孩回家，他延至三、四日就死了。」
現年56歳的林惠説 : 「我家公當年住在西營盤水街，親眼見到日軍在街上捉住一名五十多歳的婦女就地強姦，又説日軍每家每戶去搜女人，無人性的，一有反抗就一刀插落肚。」
45歳的讀者龍煒忠憶述：「我的嫲嫲已過身多年，以前她是住在鰂魚涌的。有次看到新聞播出慰安婦的問題時，她向我提及當年日軍在灣仔逐家逐戶搜樓，被捉的女性都遭到強姦、輪姦。」
現年31歳的胡嘉麗也説出她外公的見證。「我的外公當年大概16、17歳住在旺角山東街，他曾經提及，經常有日本兵上門捉女人，在樓上強姦之後，會把女人帶走到不知什麼地方，有時見到從樓上拖到樓下，又會給樓下的日本兵就地又強姦，還不准路過的市民走，要被迫站著看日本兵如何強姦那女子，姦完了再帶走女子。」
她續說：「外公更説有時候日本兵會把強姦至死的女子用軍車送返她的家樓下，然後一名漢奸做翻譯，叫街坊看看反抗的下場。外公說那女屍赤裸，胸部被割去，下體還插著一條木棍，全身血淋淋，十分恐怖。」
陳小姐憶述在大學時期，為了完成live history論文，逐訪問其祖父母有關香港淪陷時期的歷史，據其祖父母説，由於香港屬英國殖民地，淪陷時期，日軍也有所顧忌，雖然並沒有像在中國大陸般進行非人道的大屠殺，但對香港市民管治十分嚴格，到處都有日軍駐守，完全沒法避開日軍的監察。
「嫲嫲提到女性如果選擇做苦功受勞疫，就不用拉去當慰安婦，嫲嫲當年選擇了做苦工，日夜不斷粗勞以至身體都已經累得沒有感覺，加上日軍只給予少量糧食，僅可吊命，那種辛苦是無法言喻。有些女性實在熬不住，只能自願當慰安婦，然而在那個年代只能求活命，任由日軍作發洩工具。」陳小姐又提到，曾經向祖父母問及他們見過最恐怖的是什麽，他們雖然沒有正面回答，但看到爺爺眼角有淚。
雖然我們接觸到的只是小部分香港人，但從他們以上的口述証據中，已得知在淪陷時期，香港婦女是過著怎樣的非人道生活：被強暴、強搶、動輒打殺…市民都活在極度惶恐與痛苦中。
至於被禁錮在慰安所的婦女，她們的悲慘遭遇更加令人難以想像，長期遭受日軍輪姦、虐打，飽受身心折磨，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只能絕望地盼望死亡。
一開始，筆者就以記錄歷史的心態去書寫這兩篇慰安婦報道，還特意跑到新界圍村尋找慰安所遺址，幾經波折，才找到了粉嶺樓村慰安所位置。那一刻，那種震撼，筆者不由的落下淚來。
站在慰安所遺址面前，筆者終於明白，我要寫的不是歷史，不是故事，而是慰安婦們的呐喊。
到最後詳細研究及整理資料之後，已經是提筆難下，慰安婦的慘痛經歷，實在無法以任何詞彙得以透徹形容。每書寫一個個案、一段她們慘痛的情節、一句出自慰安婦口中的控訴，落筆也如千斤重。
雖然筆者無法感受慰安婦的痛，但她們的恨，我懂！隨著逾半世紀的過去，僅餘的歷史痕跡漸被煙沒，當年的慰安婦與目擊者已隨著歳月垂垂老去，很多亦已經離逝，保育及搜集証據以填補歷史資料的缺失，責任也千斤重！
作者/繪圖：謝君諾
制片：Joe 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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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現時不少年青人盲目哈日，一些人更以「支那」等極具侮辱的字眼來辱駡中國大陸的同胞，在在都突顯教育的缺失，了解日佔時期的苦難歷史，實在是政府和我們市民大眾的共同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