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講】港青中國漂流記2

謊言和歧視

這是我來大陸的第20年了。2000年,我跟隨父母由香港來到上海定居,在當地接受小學至高中的教育。每當假期,我會回香港居住,探望祖父母。兩地的文化有很大差異,現在的我每天說的是夾雜了大陸用語的普通話,朋友都是從不同省份來的人,我或許已失去了香港青年的氣質,更像一個“大陸人”吧! 

四年前,我隻身來到北京,入讀北京科技大學,主修冶金工程(metallurgical engineering),這個學科香港人可能不太了解,是關於鋼鐵和有色金屬的冶練,這門專業在國內有很大發展空間。就這樣,我便在北京待了四年,學習與生活。

這是我第一篇公開發表的文章,談什麼呢? 就讓我討論現時全中國最關注的“新冠肺炎”吧!

2003年的那場SARS,我親身經歷過,當時我七歲,記憶有點模糊。 我仍然記得,每次當我們從香港搭直通車回上海時,每個人都要填一張黃色的健康申報表,但忘記從什麼時候開始,不需要再填寫了,現在回想,大概那就是SARS的結束吧! 17 年後的今天,病毒捲土重來,據說新型冠狀病毒(2019-nCoV)的致病威力沒有SARS那麼厲害,但是它的傳播能力強,潛伏期長。

感染者的“謊言”

但是,比起病毒,更讓人恐慌的是感染者的“謊言”。 

武漢在1月23日(年廿九)全面封關,封城前的幾天,不斷有武漢人離境出遊,也有在武漢工作的人及學生陸續返鄉過年。 封城當天的淩晨,許多染了病的人趕緊駕車離開武漢,前往醫療發達的地區,尋求治療。大概是從那天起,全國的人對武漢人和湖北人的態度開始轉變。

原來在封城當日,有些武漢人在社交平台上,大肆分享自己逃出武漢或湖北的喜悅,說話令人鄙視。 例如,有人在微博上寫到「和另一個發燒感冒的朋友吃了退燒藥,降溫逃離武漢這個疫區,去上海迪士尼樂園玩,如果一個星期後,我還沒退燒,就在上海當地看病好了」,「你們好,我來淄博(山東省的城市)傳播病毒了」。 

有武漢籍女子通過吃退燒藥,欺騙紅外測溫儀,出境至法國;也有武漢一家三口在馬來西亞,孩子出現新冠狀肺炎症狀,但父母拒絕被隔離,強行要求回國治療,在機場準備登機時被捕……等事件不斷曝光,通過截圖和轉發,在微信群衝擊著全國線民的神經。

雖然後來部分信息被證實是謠傳,但這類言論開始在網路上發酵,全國網友,包括我,開始敵視武漢人和湖北人。他們為什麼要逃出來?留在武漢等待確診並治療不好嗎? 現在令我們全國人受害了!我們被迫蒙上了面,只是露出兩珠眼睛,生怕病毒傳染給自己。

歧視成為另一種“惡”

這些武漢線民的不當行為,為留守在武漢900萬人加了一個“惡”的符號,也使很多人以「一刀切」的方式去對待所有在外漂泊的武漢人。很多武漢人在外地住旅店被拒,他們的車輛受到圍堵,漸漸地,這種態度就成為歧視,是另一種“惡”吧!

1月27日,《環球時報》的總編胡錫進發了一篇微博,評論武漢及湖北人受到的歧視。「目前的確有一些在’封城’前夕離開了武漢和湖北的人,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出於擔心被歧視等原因,不願意向目前居住地通報自己剛離開武漢和湖北的資訊。」他說,這使得各地社會沒有能力,將已過隔離期和沒過隔離期的人區分開來,從而導致一些人採取“最保險”的做法,不加區分地躲避所有武漢和湖北的人。

胡錫進說, 在省外過了隔離期的湖北籍人士,應在目前居住地享有和其他人同樣的自由活動權,對他們的任何歧視都「有違道德」,但他同時指出這些帶有冒犯性的表現,都是「出於恐慌」。

他的分享讓我更深入從道德上思考這個問題。 

由於對病毒的恐懼以及封城前武漢醫療資源的緊張,許多當地人只好往其他省份尋求醫治,這是人基本的“求生”本能。但他們的“逃走”,卻促使病毒快速在各省,以至外地傳播。在抗疫上,為了保障自身居民的安全,其他省份必須阻攔有可能傳播病毒的人進入;但為了害怕本地人有機會感染病毒,甚至死亡,而拒絕醫治從疫區出來的人,這亦有違人性。 人們應該怎樣取捨呢? 我仍然沒有答案。

消滅病毒需要的是先進的醫學和健康的飲食作息;消滅謊言需要的是真誠,而不是隱瞞;至於消滅歧視,需要的是愛和體諒。 胡錫進發文的最後一番話,很有深度。他鼓勵武漢及湖北人要堅強些,終究會挺過來的,「我們大家都是兄弟姊妹, 在疫情面前我們是同一命運的中國人 」。

對於武漢,我有美好的印象,武漢的熱乾麵,窩窩,三鮮豆皮……這些回憶是我所珍惜的。 我真心希望這次疫情結束之後,人們能學習到誠實的重要,同時對武漢人的歧視能消失。畢竟,比起病毒,人類的“惡”更恐怖,而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竭力除去這些“惡”。

空悠悠

一位從香港來的中國大學生,亦即將在大陸工作的遊子,希望在內地的所見所聞,為燥熱的香港帶來一絲新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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