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海侯: 香港反對派的“重生”之路


今天的香港還是過去的香港,今天的香港已不是過去的香港。

在“一國兩制”事業的實踐中期,這裡正繼往、開來。


“不變”於香港,是現實且可望的。

2月5日,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在新春酒會上給出“四個判斷”:

——“一國兩制”的方針不會變;

——憲法、基本法賦予的各項權利不會變;

——大家習慣的生活方式不會變;

——自由市場優勢和面向世界的格局不會變。

駱惠寧此判斷,反映國家的大政方針,契合法律的規范約束,建基於香港已深沉久遠的區域文化,及歷史和現實客觀塑造的獨特定位。

也就是說,香港未來的某種、某些“不變”是政治路線,是制度要求,是路徑選擇,是有社會基礎和環境條件支撐的。“不變”既是一種思想判斷和政治構想,也是一種統一認識和集體共識。

2月22日,港澳辦主任夏寶龍系統闡述“愛國者治港”,在講話最後他說:

“香港回歸已近24年,澳門回歸也已近22年,有一個老調還得唱,這就是“一國兩制”不會變!”

強調“不變”,且將“不變”作為“變”的工作基准和目標指向,中央二級涉港機構主要負責人都重申中央管治香港的一個精神,即國家主席習近平反復強調的兩句話:

中央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堅持兩點,一是堅定不移,不會變、不動搖;二是全面準確,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不走樣、不變形,始終沿著正確方向前進。

這也正是靖海侯此前所說的:香港的“變”為得是服務於香港的“不變”。

“變”是方法論,“不變”才是主旋律。

大陸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新華社)
上月22日,夏寶龍在出席全國港澳研究會研討會中指出,要抓緊完善香港的選舉制度,確保香港管治權牢牢掌握在愛國愛港者手中。圖片:新華社



當前的香港,在變,且在發生系統而深刻的變化。

香港國安法公布施行,撥亂反正工作大刀闊斧,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已是箭在弦上、呼之欲出。

一年多來,香港可見的變化是:街頭暴力消失了,議會亂象終止了,法律底線釐清了,政治規矩確立了,反中亂港者正出局、正殞滅、正要被清除殆盡。

一年多來,香港還有潛在的變化:愛國愛港力量從壓制中釋放,社會政治基礎在震蕩中分化,行政主導重新找回勢能,建制內外的一切秩序都在主動和被動的矯正中開始新的修補調整。

今日之香港,“變”從點上激發,向面上擴展,正要沖破一切固有的屏障,讓構成社會的一切都開始審視和反思,自覺不自覺地追求與“變”的耦合,完成轉變,實現適應,達至新的平衡。

然而,在這一“變”的思潮中、對“變”的感受中,因為“變”的劇烈、“變得”迅速、變得“迫切”,“不變”似乎模糊了起來,影響著人們對香港大局與大勢的判斷,疑惑隨之而來。

表現為幾個方面:

——“一國兩制”方針的“變形”和“走樣”問題;

——基本法的延續和修改問題;

——香港的“內地化”問題;

——香港反對派的生存發展問題。

澄清這些疑惑,關系推進香港“變”的社會基礎,關系維系香港“不變”的工作基准,關系統籌香港“變”與“不變”的戰略安排。與當下我們正做的所有新的行動一樣,有必要性和迫切性。

其中,非常關鍵的一點、一個重要的指標、一個香港普通市民正確看待“變”和正確認知“不變”的依據,就是香港反對派的生存發展問題。

也就是說,在這一“變”的過程中,對香港反對派怎麼看,香港反對派會怎麼變,印証著“變”的深度和意義,也體現了“不變”的設定和初心。

在“變”的過程中,人們對香港大勢的疑惑隨之而來,包括關注反對派的生存空間。 圖片:網上



對此問題,中央其實早有思考。

我們僅從香港國安法公布施行後來看。

2020年7月1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新聞發布會介紹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有關情況,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在會上說:

制定香港國安法絕對不是把香港的反對派陣營或者泛民主派陣營作為一個“假想敵”。制定這部法律就是要聚焦打擊極少數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分子,而不是整個反對派陣營。香港是一個多元社會,政治上也是多元的,在香港實行“一國兩制”已經體現了中央的政治包容。

2021年2月22日,夏寶龍在講話中專門強調:

我們強調“愛國者治港”,絕不是要搞“清一色”。香港絕大多數市民素有愛國愛港的傳統,“愛國者”的範圍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也是廣泛的。香港中西文化交融,社會多樣多元,一部分市民由於長期生活在香港這樣的資本主義社會,對國家、對內地了解不多,甚至對國家、對內地存在各種成見和偏見。對這些人的取態,中央是理解和包容的,也堅信他們會繼續秉承愛國愛港立場,與反中亂港分子劃清界限,積極參與香港治理。

這兩段表態,我們可以有4點理解:

——香港的反對派陣營或者泛民主派陣營,從整體而言,不是香港國安法的打擊對象;

——政治多元是“一國兩制”的應有內涵,也是“一國兩制”所設計的某種特殊性的具體體現,甚至具象徵和指標意義;

——中央對一些反對派人士有理解並包容,所謂包容就是允許存在;

——反對派陣營≠反中亂港分子,與反中亂港分子劃清界限後的反對派可以“積極參與香港治理”。

如此看來,香港國安法後,完善香港選舉制後:

1.香港反對派的生存發展不是問題;

2.香港反對派在香港治理體系中留有位置;

3.堅持“愛國者治港”與對香港反對派的政治包容並無衝突。

一言以蔽之,香港反對派作為一個陣營,有存在上的某種必要,也有參與香港治理的某種空間;香港反對派,是可以在香港國安法後、在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後,在政治上、社會上都可以持續存在且是可以積極作為的。

Un jeune de 16 ans condamné pour participation à des émeutes à Hong Kong
夏寶龍在講話中指出“愛國者治港”絕不是要搞“清一色”,反映中央允許反對派存在,但反中亂港分子的命運將會不同。夏寶龍強調不允許反中亂港分子染指香港特區政權,和嚴懲當中的「極端惡劣者」。2月28日,參與去年7月中「35+初選」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的47名民主派人士被警方正式控吿“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大部分不獲保釋,須還押至5月31日再訊。圖片:Tyrone Siu/Reuters



香港的大破大立,有規矩,有基準,有清晰的目標。

早前,靖海侯曾概括,大破大立是認識論,是方法論,是辯証法。香港的大破大立,或可從以下維度來看:

1.理清破與立的關系,認識到變為得是服務於不變,不變才是目的,這是“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邏輯基礎;

2.把握破與立的節奏,認識到有為建基於有序,須以“陣痛”消除“長痛”,並能夠承受一定的代價,這是實現香港由亂至治的現實路徑;

3.擘畫破與立的藍圖,認識到特殊時期與正常階段的邊界,何時以破為主、何時以立為主,破與立的具體構成和主要指標,並謀劃好社會恢復常態後的舉措,讓普通市民看到“有平靜下來的一天”,這是確保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戰略安排。

中央對“一國兩制”有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有戰略定力和戰略耐心,香港反對派應該認真品味、深刻反思,在香港之“變”中發現保持自身“不變”的可能,為保持自身“不變”主動推動自身之“變”,看清方向,找准定位,實現“重生”。

香港反對派的“重生”之路,就蘊藏在“變”中。

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此前曾表示,希望香港反對派作出一些“適當的調整”。此期望,亦是警示。

繼續選擇與反中亂港分子為伍,站在錯誤的一邊而不是站在正確的一邊,香港之變對他們就意味著滌蕩,終被歷史前進的大潮吞沒;

繼續為反而反,泛政治化,將經濟民生問題上升為反體制、反政府的行動,香港之變對他們就意味著淘汰,終被撥亂反正的鐵蹄踏平;

繼續挑戰中央全面管治權,挑戰“三條底線”,不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香港之變對他們就意味著災難,終被國安法的牙齒咬碎。

胡志偉(前)和譚得志(後)準備登上囚車。
對於繼續挑戰“三條底線”,不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反對派,香港之變對他們來說意味著災難,終會被國安法的牙齒咬碎,民主派初選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的47人便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圖為3月1日其中兩被告——民主黨胡志偉(前)和譚得志(後)——準備登上囚車,被帶到法院提堂。圖片:頭條日報


香港反對派更有選擇空間,有調整空間:

——轉為“忠實的反對派”,致力於維護香港繁榮穩定,而不是一心制造內耗、撕裂;

——轉為“愛國者”,堅決與外國反華勢力割席,而不是與之沆瀣一氣、狼狽為奸;

——甚至可以轉為某種意義上的“建制派”,對特區政府施政是其是、非其非。

在香港正要鞏固確立的新的政治秩序、社會秩序、法律秩序中,調整後的香港反對派應該看到實現生存發展的基礎不是薄弱了而是更厚實,可以有效作為的空間不是狹窄了而是更廣闊,政治影響力在健康有序的軌道上不是“其勃也忽焉,其亡也忽焉”,而是更加不可替代、不可或缺。

這一切,都會因反對派識時務而來,因其準確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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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能夠澈底自省,民主派方能重生。對於攬炒派議員而言,接下來這一年或許是轉型的最後機會。圖:星島。



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

能改變香港反對派無力局面的,只有香港反對派自己;能改變香港反對派的,也只有香港反對派自己。

香港的潮流,就是“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就是愛國者的崛起。

香港反對派的希望,就在正視此潮流、趕赴此潮流中。



靖海侯
內地知名博客,資深傳媒人,以敢言及持平見稱。


圖片編輯:Airon Y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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