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對話錄3】民生沉疴,何以破解?(下)

香港,曾經的漁村小島,如今的國際都市,曾經輝煌璀璨、在世人夢中,一度風雨激蕩、讓世人灼心。

在這小島上,名牌店林立、很多人手上帶著HK$7萬元的Rolex、拿的是Louis Vuitton手袋、穿的是Gucci皮鞋、開的是HK$100多萬的Tesla房車、生日吃的是Cova蛋糕、中上流社會的人最愛的是半島酒店的下午茶。

在這小島上,亦有人在暗夜吶喊,在街頭拾荒,貧窮、彷徨,乃至無家可歸。他們與中環的一群人一樣,存在於這裡,生活在這裡,為理想而戰,也會因現實低頭。

2019年,修例風波猝然而至,城市被攪動,社會被撕裂,多少日夜火光沖天。中央出手,警隊奮戰,立國安法,改選舉制度,大破大立中,香港「出死入生」。誰會想到,最大的危機竟帶給香港最好的機遇,讓破解香港深層次問題、解決貧富懸殊問題迎來曙光。

民生,民情,民本,終究要為了市民的美好生活。去“泛政治化”後,香港能否贏這一場仗,視乎信心與決心。

靖海侯和李敏妮意欲發掘香港沉沒已久的聲音,把它們重現,將社會應有的關懷引導至那些理應被關顧的人群。

本期將要繼續關於民生問題的對話,剖析它的沉重與緊迫,並在香港將要開始的新篇章中,定位它的重要性。

這一期,將分兩集推出。此乃第二集。


在香港,老人貧窮嚴重,每3名長者,便有一位活在貧窮線下。圖中的拾荒老人途經中環的奢侈品店,華麗的櫥窗與其貧乏成強烈對比。 圖片:歐新社 


1. 多年來,丁屋政策被批給予原居民特權,引發社會不公,大大減少土地影響公屋供應,不斷被民間團體要求廢掉。1月14日,高等法院上訴庭在丁權司法覆核案中,判定整套丁屋制度均屬原居民傳統權益,受基本法保護。丁屋權是港英政府曾經對原居民的政策承諾,但如丁屋政策繼續存在,會引起什麼社會問題? 基本法第四十條訂明「“新界”原居民的合法傳統權益受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保護」,基本法的保障,香港人還能憾動嗎? 多年來官員不敢動丁屋權一根頭髮,這與政府要依靠鄉事勢力支持的政治原因有關嗎?



靖海侯:“丁屋”是个历史问题,也是个法律问题,目前来看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甚至某种程度上,比收回新界棕地更复杂、更困难。基本法没有写明丁屋,但给出了保护新界原居民合法传统权益的规定,正如高等法院此前的相关判决,丁屋现在已被视为他们的“合法传统权益”了。虽然有不公平的一面,但可能还得依法办事,今后再通过法律渠道妥善解决此问题。

李敏妮:首先我要申報利益,我是新界原居民的後裔。由於我是女孩子,根據政府的「小型屋宇政策」,我是沒有資格申請興建丁屋的,而我的男性兄弟是可以的。 但我不會因為家族會從中得益,而支持丁屋政策。這個政策從一開始已經是錯的了,政策本身是不平等的:只有新界的男丁才可以建屋,為何市區的男人不可以?

1972年,港英政府計劃發展新界,大量向新界居民收地興建新市鎮,為了得到原居民支持,於是制定了「小型屋宇政策」,俗稱“丁屋政策”。當時政府說的原意是讓當時住在舊村屋的原居民獲得較佳的居所作“自住”。但今天政策已經被濫用,成了原居民和地產商的發財工具,興建丁屋作樓盤發售。舉例在粉嶺郊區,每幢丁屋的售價大約是1300萬,扣除建築成本200萬後,發展商的利潤是1100萬左右。為何地產商可以利用丁屋發展物業,顯而易見就是套丁(原居民將自己興建丁屋的權賣給地產商,現在的市價是二到三十萬元一個丁權),蒐集足夠的丁權之後,地產商便可以興建屋苑出售。

靖海侯:丁屋问题,反映的还是房屋问题。社会对此问题有争议,本质上还是希望获得房屋上的平等权益。

李敏妮:不平等權益就是問題所在。現在批核興建丁屋的數量越來越多,同時社會越來越多人沒有屋住,政策持續擴大社會的不公,讓原居民有特權,而引發民怨。丁屋政策另一個最大的影響是耗盡土地資源。根據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在2018年4月的報告,香港有若700個地帶(包括642條鄉村)已定為鄉村式發展地帶,即V-zone,讓原居民興建丁屋。這些V-zone共有3378公頃土地(3億6千3百萬平方尺),大部份在元朗、北區、大埔、西貢等地。我要求Danny幫手做一個粗略計算,如果用這規模的土地興建公屋,把一些不適合的用地以及公共空間撇除後,估計可以建成368萬公屋單位,安頓956萬人口,足以供應住所給現時輪候公屋的26萬戶家庭卓卓有餘。 

靖海侯說:「丁屋問題,反映的還是房屋問題。社會對此問題有爭議,本質上還是希望獲得房屋上的平等權益。」給予新界男性原居民特權興建小型屋宇的丁屋政策,持續擴大社會的不公。1972年訂立的政策今天已經成為原居民和地產商的發財工具:地產商向原居民購買足夠的丁權後,便興建豪宅(見圖)出售。 圖片:彭博社


香港有若700個地帶,共有3378公頃土地,被規劃為鄉村式發展地帶,讓原居民興建丁屋。如果用這規模的土地興建公屋,粗略估計可以建368萬公屋單位,足以供應住所給現時輪候公屋的26萬戶家庭卓卓有餘。 圖片:網上




靖海侯:在丁屋问题暂时不能解决的情况下,特区应该更多从“增量”上做文章,比如填海造地。这不是回避矛盾,而是寻求可行之策。我想特区政府所以没有推动改变丁屋政策,也有在丁屋之外寻求解放方案的意思。至于其中是否有政治原因,最好还是不要臆测。毕竟新界原居民也是香港一员,他们维护一直拥有的“权益”,是合情合理的,不能指望他们自觉且主动让渡这方面的利益,这不是他们的责任。

李敏妮:這是非常現實的,他們一定不會自覺的放棄自己的利益。一說到錢,誰人願意為了公義而放棄? 身為大埔原居民的Danny是萬中無一的例外。在英國長大的他,20多年前回流香港,他大可興建丁屋圖利,但他不會這樣做。為何他會有這種思想?他說,離開英文虎報之後,他曾經在測量師行工作過,負責差餉物業估價署的外判項目,獨自檢驗幾千間新建成的丁屋,分佈新界各區,親歷丁屋政策的不公平。「我認為社會已經轉變,丁權不應存在,因為它是一個不公平的資源分配。」

丁屋的問題不一定是死結。先不說基本法可否修改,或是再釋法,這是非常大的動作,可以留待問題解決不到的時候才考慮,政府是可以用一些方法解決的。我最近和一個新界的年長非原居民談論這個問題,他說的話令我佩服民間的智慧。他說:「這個問題很容易解決,只要政府訂明丁屋除了自住之外,不可作其他用途,包括出租及出售。如丁屋只可自住,每個原居民最多有一兩個男丁,他們都住不了那麼多地方,不會浪費金錢興建那麼多丁屋。如果不可出售圖利,他們也沒錢建屋,自然就沒有人申請興建丁屋了。」 

丁屋政策的爭拗已經幾十年,其中一個保護罩是代表原居民權益的鄉議局,但現在中央改善了香港的選舉制度,政治問題解決了,踢走了反對派,政府在很多工作上解除了綁手綁腳,被增權了(empowered),不需要再靠鄉事勢力支持,相信官員將可按著道理辦事。 丁屋問題真的不可再拖,原居民的後代只會越來越多,當他們耗盡了三千多公頃的V-zone土地之後,必會威迫政府按照基本法增加v-zone給他們建屋,否則違反基本法。政府必須在不違反基本法之下用智慧解決問題。

靖海侯:我同意这位新界长者的观点,对丁权加一些限制是有必要的。


李敏妮說:「丁屋問題真的不可再拖,原居民的後代只會越來越多,當他們耗盡了三千多公頃的V-zone土地之後,必會威迫政府按照基本法增加v-zone給他們建屋,否則違反基本法。政府必須在不違反基本法之下用智慧解決問題。」圖片:明報


2. 2019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指出在政策介入後,仍有39萬65歲以上的長者活在貧窮線下,佔老人人口的32%,即每3名長者,一位是貧窮的。香港老人不但活在貧窮中、也面對嚴重的醫療和照顧不足。隨著香港人口急速老化,以上種種問題將愈趨嚴峻。香港老人的景況是否反映政府的安老政策嚴重缺失?政府應該怎樣改變政策,改善老人生活? 



靖海侯:发达地区或国家的人口老龄化是个普遍问题,香港也一样。据了解,香港目前65岁以上老人有135万,占香港总人口的两成;而据推算,到2040年,香港老龄人口将达总人口的1/3,情势已经很严重了。社会的老龄化急剧加速,必然带来一系列紧迫性的问题,比如老年服务基础设施的不足。所以我们要客观看待该问题,不能简单归咎于政府安老政策。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雖然我們不能简单归咎于政府工作不力,但不能否定政府在此问题上的责任。1.社会的老龄化是个过程,政府本可以超前谋划和作超前安排;2.应对老龄化的各项工作有轻重缓急,对老人急需的给予满足当时优先项;3.社会的老龄化有不好的一面,也有好的一面,可以产生“银色经济”,塑造形成香港新的经济增长点,这方面特区政府需要启发和动员社会各方面一同参与。

李敏妮:香港的老人面對的問題,源於香港沒有一個長遠和周詳的安老政策,支援老人的需要,包括收入減少、醫療開支大、和缺乏照顧。這問題會在未來人口快速老化下,形成香港的一個巨大挑戰。政府對老人支援的不足是整體香港人的憂慮,在我們年青時已經開始,大家都一直想:「老了怎麼辦,誰人照顧我們?」除了一些富有人家的長者不用擔心沒有依靠外,大部分香港的老人都活在憂慮及缺乏中。 政府的安老政策的一個大問題是沒有“全民退休保障”,何喜華說,「全民退休保障,由我入行已經開始講,講了40年,但政府也不做,因為不想承擔財政。」他說,這個跟商界一直反對有關。

雖然貧窮的老人可以申請綜援金,金額由每月三千多元至六千多元不等,但資產上限是五萬港元,否則便不合資格。近年政府對老人的支援改善了一點,推行了長者生活津貼,高額津貼為$3815(資產上限HK$159000萬),普通額的是$2845(資產上限HK$365000),但沒有類似綜援的租金及醫療津貼。但我們要明白這些資助只是一種安全網,僅夠糊口。由於沒有全民退休保障,很多長者不能退休,但他們可以做的都是勞動工作,例如酒樓洗碗,商場清潔、保安等。 2019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顯示,長者勞動人口較10年前高出一倍有餘,在職長者的數目由45200人大增至153600人,佔長者人口的12.4%。何喜華形容,「在香港,人老了,如沒錢,是很可悲的。」這句話道出了老人的悲歌。

靖海侯:我有同感。在香港,我接触过不少老年人,还和一些老年人成了朋友。他们其中不少,确实活得很辛苦。比如,有的70多岁了,还不能在家安详晚年,还得出去打工;有的拾荒老人,凌晨推着板车收拾垃圾,腰弓的厉害,疲惫之态让人看着痛心。但我觉得他们不可悲,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合法赚钱、补贴家用,甚至是让人敬佩的。

靖海侯說:「在香港,我接觸過不少老年人,還和一些老年人成了朋友。他們其中不少,確實活得很辛苦。比如,有的70多歲了,還不能在家安詳晚年,還得出去打工。」林偉球近年轉做屋邨清潔工,每天混在擠滿垃圾車但通風欠佳的垃圾房,接下從垃圾槽扔下的一袋袋垃圾,一車接一車。下班後趁街市收檔時買些鴨脖子,一包可以吃上數餐。圖片:Lam Chun Tung/SOCO

70歲的黃笑英每月領長者生活津貼二千多港元,但不夠生活開支,她不時出外找工作,做替工。對她來說,退休只是童話故事! 圖片:Lam Chun Tung/SOCO




李敏妮:您很關心香港人,我聽到很感動。拾荒老人正正就是我想說的。我今天與一位年輕社工談過,他的機構在北區開展了幫助老人拾荒者的計劃,自計劃於2019年開始後,他在上水,粉嶺和大埔找到100多名拾荒老人,年齡由60多歲至90多歲。由於害怕社會對“綜援養懶人”的標籤,只有少部分領取綜援,其他都依靠長者津貼生活。這些老人由早上六時開始,到附近的藥房街市商店拾取紙皮和鋁罐,到晚上商店關門為止,有一些晚上還會拾荒至凌晨。一天到晚的辛勞,只換來幾十元的收入,用來幫補生活開支,還有些有行動不便的老伴在家等候他們照顧。

我聽到他們找到的物品的回收價格很傷感,紙皮的回收價每公斤只有HK$0.7,執多少才可以賺取一元?鋁罐五仙子港元一個,幸運的找到20個汽水罐才有一元。他們常常被紙皮鎅破手,有時推車過馬路會被車撞到,長期的彎腰也令他們身體變形。「一位60多歲的婆婆,我最初在粉嶺火車站見到她的時候,她的腰還是直的,由於幾年來的拾荒,她的腰已經彎曲了。」 社工Tom說。 

靖海侯:这样的拾荒老人在香港似乎很常见了。我想说的是,老年人终究要有老年人的生活状态,他们可以有自我选择,但出去打工成为不得不为之的选项,就是社会的悲剧了。我到香港后,才知道香港没有全民退休保障,很惊愕。因为内地整体发达程度尚不及香港,但内地已经建立了覆盖几亿人的退休保障制度,很多老人五六十岁一退休就过起了逛公园、看孩子的悠闲日子,香港这样不正常。

李敏妮:「我聽到他們找到的物品的回收價格很傷感,紙皮的回收價每公斤只有HK$0.7,執多少才可以賺取一元?鋁罐五仙子港元一個,幸運的找到20個汽水罐才有一元。他們常常被紙皮鎅破手,有時推車過馬路會被車撞到,長期的彎腰也令他們身體變形。」圖片:亞洲週刊

靖海侯說:「我到香港後,才知道香港沒有全民退休保障,很驚愕。因為內地整體發達程度尚不及香港,但內地已經建立了覆蓋幾億人的退休保障制度,很多老人五六十歲一退休就過起了逛公園、看孩子的悠閑日子,香港這樣不正常。」圖片:明報




李敏妮:大陸的老人家,其實好幸福。由於內地政府的超前安排,老人都有退休保障。在香港,貧窮老人的生活固然不好過,中產的也活在擔憂中。由於沒有退休保障,再加上老年所需的醫療開支龐大,長者怕排不到公共醫療,很多老人就算手上有一至二百萬,都不敢亂用錢,因為要留著錢看醫生,平日要壓縮自己的開支。 

長者不敢用錢的另一個主因,就是要支付昂貴的私人老人院費用,沒有收入的老人家是難以負擔的。 這是由於低收費的政府資助護理安老院宿位長期嚴重不足,輪候人數由2016的33368人上升至2019年的40000人,但同一期間,宿位只增加2000個,平均輪候時間為3至5年,還有每年新增輪候個案約15000人。從事老人服務的一名資深社工說:「那些幾乎癱瘓而需要高度護理的老人要等最少5年,才可申請到政府資助的護養院,但他們身體那麼弱,很多長者等到死了也未排到。」這是鐵一般的悲劇:根據3月28日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發表的網誌,輪候期間逝世的長者數字每年增加,由2016年的6104人上升至2020年的7024人。

為何政府資助的老人院舍那麼缺乏?社工說,政府沒有撥地興建老人院,也不想支付沉重的費用照顧老人,因為按照政府的標準,老人院舍要有足夠的設備及醫療人手,政府不想負擔這個責任(雖然政府每年的財政盈餘逐年增加,但政府的公共開支只佔GDP的20%左右),便把長者轉嫁到私人市場。大部分等不到政府資助的院舍的長者(7成左右)唯有入私人安老院,但私院良莠不齊。即使政府買位的甲級私院,質素亦很參差,前線人手嚴重不足,很多甚至沒有全職護士和物理治療師。由於等候入住甲級私院也需時,於是大量的老人便進入費用昂貴的私人院舍,平均每月$8000至$15000,會很快用盡他們的積蓄。

私人安老院缺乏政府監管,因此被形容為「人間地獄」。「所以老人家死也不入老人院,入去如同等死。」該社工說。大部分私人老人院空間擠迫,老人多是沒有獨立房間的,只睡在床位,缺乏活動空間。一間新界村屋便可以做老人院,裏面的老人只被供應幾餐,由於人手不足,

每天安排他們離床走走實在是遙不可及,令他們長期缺乏活動。過往私人院舍也發生了一些虐老事件,包括老人院把老人放在天台全身裸體一起沖涼,照顧員以老人的糞便餵給老人吃。沒有人手全天候照顧下,院舍會在白天綁起老人,以防跌倒。該名社工說:「照顧者訴說,由於他們失禁,會弄到全身糞便,由於痕癢,令他們不由自主用手抓身體至流血。」在一些院舍,長期臥床的沒有人翻身,身體長滿褥瘡;老人沒有人幫他們換尿片,尿道發炎。很多老人沒有人理,除了沖涼的時間,長期睡在床上,身體日漸萎縮。 「所以入住院舍,有些長者身體狀況會越來越差,照顧需要就更大,就越少人入行,照顧人手更嚴重不足,照顧就更糟。」 社工說,私人院舍面對不斷加租,收入的六成都用於支付租金,他們還要應付人工和食材費用,因此“將貨就價”,影響照顧長者的質素。


大部分私人老人院空間擠迫,老人多是沒有獨立房間的,只睡在床位,缺乏活動空間。很多老人沒有人理,除了沖涼的時間,長期睡在床上,身體日漸萎縮。 社工說:「所以入住院舍,有些長者身體狀況會越來越差,照顧需要就更大,就越少人入行,照顧人手更嚴重不足,照顧就更糟。」圖片:網上




靖海侯:“人间地狱”的说法让人震惊,凸显了相关问题的极端严重性。

安老政策不能与时俱进或不系统,也与长期以来香港政治局面不稳有关。社会“泛政治化”,行政立法关系紧张,太多资源和精力被投放至“内耗”上。随着香港国安法施行、香港完善选举制度后,特区治理效能提高,我相信港府会有更多精力投入老龄化社会建设上。无论是发展经济还是改善民生,都会贡献该问题的解决。

李敏妮: 我也對香港的革新充滿信心。反對派令很多議題討論停頓是一個問題,但說實話,我見不到建制派在議會上有多關心弱勢社群。香港的老人生活很苦,我認為錯在整個社會,不單止政府。做了兩年社工幫助拾荒者的Tom,我問他有什麼感受?他說他感到很傷感,看到社會對貧窮老人的苛刻。「如果這些拾荒的老人到茶樓飲茶,或是穿一件好一點的衣服,其他人就會不高興為何執紙皮的也可以喝茶,認為窮人不應享受生活。」

有什麼的社會,便有什麼的政府。由於市民沒有這個認知去改變,政府便應牽頭改變。政府要以防止長者貧窮為目標,多方位改善其安老政策:1)全面實行三方供款的(僱主、僱員及政府)的全民退休保障,2)增撥資源,增加老人社會福利及醫療服務,3)覓地加快興建老人院,4)加強在社區對老人及其照顧者的支援,讓他們可以在家安老。

靖海侯:是的,政府有很多方面必须行动起来。其中,施行全民退休保障,作为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趋势,就是必要且必然的。香港有家底,在这方面没有不做的理由。工商界或反对此政策,只能说明他们“太自私”。特区政府应该拿出魄力和决心来,强制推动建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让各界依法严肃履行相关责任。纵然付出一些“代价”也是值得的。


Tom在北區找到的拾荒老人,由早上6時開始工作,到商店拾取紙皮和鋁罐,一直到晚上商店關門為止,有些長者還會繼續拾荒至凌晨。一天到晚的辛勞,只換來幾十元的收入。Tom說:「如果這些拾荒的老人到茶樓飲茶,或是穿一件好一點的衣服,其他人就會不高興為何執紙皮的也可以喝茶,認為窮人不應享受生活。」


3. 近年民生問題加速,跟社會政治化有關嗎?在近年絕少報導民生議題的傳媒應否負責?

靖海侯:香港社会“泛政治化”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但不可避免地造成民生问题的恶化。原因有5个:1.资源和精力投放上,因为政治问题焦头烂额,让社会各方无暇顾及解决民生问题;2.政治上纷争不断,会将民生问题“政治化”,扭曲并误导了民生问题的解决思路和解放方案;3.政治问题不能解决下,有些混入政权机构的反中乱港分子甚至会利用建制平台和资源,故意制造民生问题;4.政治问题常年成为社会焦点议题,会转移社会注意力,让人忽视了民生问题的具体表现和深层次的一面;5.行政与立法关系紧张,会让港府推出的民生举措夭折,打乱港府解决民生问题的规划和节奏。

李敏妮:我們從香港兩次的亂局(佔中和反修例),可以看到一個現象:背後有一個力量,創造並動用黃藍陣營,互相爭鬥,反政府,令香港陷入紛亂和撕裂中,令市民沒有空間追索民生問題的其中主因:地產霸權。您之前說到:「在前幾年香港的示威游行中,我們還會經常看到“打倒地產霸權”的標語,這幾年已經很少了…相關問題在持續下沉」,我們的觀察不謀而合,對話真是找尋真相的過程。

如社會的注意力從住屋問題轉移到政治鬥爭上,社會上便不會有壓力給中央和政府解決高樓價的問題,誰人會得益呢?何喜華告訴我,每當「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到地區舉行公眾論壇,諮詢市民其增加土地的方案時,很多自稱是勞工和環保團體等激進組織會出來反對,但他指,這些團體都是同一班人來的。他說,他們的矛頭不是去解決房屋問題, 變了要政府不准大陸人來。 「這變了是政治問題,他們不滿這個政府,要全力在各個陣線與政府抗爭,巧立名目 ,有沒有人背後給他們錢,我不知道又不想說 ,亦不出奇 ,大有錢人在背後洗一點錢,很出奇嗎?」我對這些質疑沒有答案,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李敏妮說:「如社會的注意力從住屋問題轉移到政治鬥爭上,社會上便不會有壓力給中央和政府解決高樓價的問題,誰人會得益呢?」圖片:Time Magazine

何喜華說,每當「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到地區諮詢市民有關增加土地的方案時,很多自稱是勞工和環保團體等激進組織會出來反對,但他指,這些團體都是同一班人來的。圖為2018年8月小組最後一場公眾論壇,有出席者播鳥叫聲反發展郊野公園。圖片:香港01




靖海侯:社会政治化对于解决民生问题的影响是现实的。我们举几个例子:比如兴建公屋计划,比如填海造地,比如港珠澳大桥的建设,不少都是因为受政治问题影响而流产、搁置、延期。一个更具体的例子是,此前港府意延长产妇产假,在立法会也耽误了不少时间。或者说,不为社会“去政治化”,解决民生问题就会有掣肘,就不能一以贯之,“一张蓝图干到底”,就无法整合社会各方资源,共同贡献问题的解决。

李敏妮:我也舉一個例子,今年2月,一個關注安置政策的組織,開了一個記者招待會,公布他們早前訪問百多名居住工廈、天台屋、僭建劏房等住戶,發現超過60%受訪人士居住這類居所超過3年,近半輪候公屋超過五至七年仍無法上樓,而遭逼遷時,便陷入劏房搬劏房的苦況。他們找了兩名二十來歲的失業散工少女,訴說他們以月租$500與陌生人分租半個床位共睡,住在一個300呎天台屋,單位住了9戶。 報導的留言令人心寒。藍民見到其中一個少女染了髮,就認定她們是曱甴、演員、賣國,而她們的現況是攬炒香港的結果,一個留言寫到:「死曱甴冇錢租樓?但係有閒錢去做頭髮顏色?」黃民說他們是窮大陸人,大陸那麼好不應來香港,取消150名額吧!其中一個說:「支持低端人口離港」。

我從沒有試過看留言看到想哭,政治化的香港令人變得瘋癲和冷漠。香港人已被政治沖昏頭腦,相信觀感,留言自編自導故事。一個很值得同情的社會故事,得到的不是同情,而是抨擊,整個社會是房屋問題的受害者,但竟然認為受影響的人不值得幫忙,這又怎能推動政府改變呢?


今年2月,一個關注安置政策的組織,開了一個記者招待會,他們找了兩名二十來歲的失業散工少女,訴說他們以月租$500與陌生人分租半個床位共睡,住在一個300呎天台屋,單位住了9戶。可是,一個很值得同情的社會故事,得到的不是同情,而是抨擊,反映政治化的香港令人變得瘋癲和冷漠。圖片:網上




靖海侯:这里面有传媒引导不足的责任。香港传媒对民生议题缺乏关注,也是社会“泛政治化”造成的。香港舆论生态本就不健康,常把民生问题不视为民生问题,而转为政治问题报道,在舆论导向上起了不好的作用,他们当然要负责任。

如传媒能够客观全面报道民生问题,可以引起社会关注,港府再根据社会关注度安排行动方案,吸收各方智慧,这才是良性的舆论监督机制。事事都扣上政治的帽子,利用民生问题反政府、反体制,怎么可能找到解决民生问题的具体方案?或者我们可以说,香港一些传媒根本就不想致力于推动解决民生问题,他们对舆论监督和社会责任的理解出现了严重的偏差。

李敏妮:您道出了香港傳媒早已拋諸腦後的責任,真心為社會努力的傳媒實在令人懷念。傳媒在社會的角色是領導性的,帶領人們思考問題,但回歸以後,香港的傳媒變得被動,被政治氣氛牽著走,之後更成為「幫兇」,煽風點火,以政治包圍整個社會。傳媒政治化香港的情況在佔中和反修例運動中變得更嚴重,培養了無數為政治瘋狂的讀者,成為惡性循環,媒體為了取悅他們培養出來的讀者,只有繼續充斥政治新聞。過去幾年,媒體裡9成9都是政治新聞,極少見到有關民生的報道,社評也不會去為弱勢社群發聲,深入報導更是少之又少。對民生問題,傳媒蓋上眼睛,視而不見! 何喜華說,每一個他們想表達的民生議題,都會被傳媒扭曲成政治新聞。「有時有些民生故事能夠找到版位報導,已是非常幸運的了,傳媒報導的全部是那些政治議題…弱勢社群是真的變了弱勢社群,已經失去聲音。」

傳媒沒有做到反映社會的使命,影響深遠。傳媒不報導,民生的問題又怎能在社會上被討論?市民被蒙在鼓裏,又怎能製造輿論,令當局正視問題而作出改善?問題只會沉底!不單如此,在傳媒沒有正確教育公眾下,市民容易跟著政客的版本,錯判社會問題,動不動就上街,政治新聞便沒完沒了,民生問題繼續被打入冷宮。傳媒不全面和持平地報導民生問題,如同隱瞞社會真相,是以另一種方式誤導市民,問題會變成隱沒了,直至有天爆發成為政治炸彈。民生的問題遲遲未能得到解決,傳媒是幫兇。

靖海侯:对,某种程度上,传媒就是帮凶。


靖海侯說:「香港一些傳媒根本就不想致力於推動解決民生問題,他們對輿論監督和社會責任的理解出現了嚴重的偏差。」圖為立場新聞在4月10日的報道。當天,在該媒體上不見任何文章是關於民生的,大部分都是有關政治的專題。網站內亦未有固定報導民生的版面。 圖片:立場新聞截圖。


4. 大陸有一系列措施改善民生,包括多年前已引入僱主及僱員供款的社保(退休保障)、醫保(醫療費用)、以及公積金(預備低息買樓)。去年開始,中國內地銳意幫人民脫貧,官員會到鄉村搜索無依無靠的窮人,安排住屋及生活所需給他們。眼見香港受困於水深火熱之中,為何中央不帶領香港政府用同樣的方法改善民生?中央應否動用其對香港的管轄權,於香港落實內地有效的民生政策,幫助香港解決核心民生問題?



靖海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国家执政党的宗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中央治国理政的重要指导思想,改善民生工作一直是中央施政的重中之重。

李敏妮:說實話,由2019年的亂局開始,我已經很希望香港快點在未到2047年前回歸中國。我講這一句,一定被朋友說我「左膠」,染紅了! 我不怕被人貶低,我只跟著真理走,真理是我的引領者。我只想說,這一年多是我尋找社會真相的過程,有時以為找尋到真相了,原來只看到問題的一小點,再追查下去,又發現多一點。有時以為事件是這樣,後來又發現自己看錯了。所以未到最後,我也不會認為自己已經找到真相。希望香港人也有這個「追求真相」的態度去看中國,為何我們要給自己曾經認定的觀念困住了,而不用一個open-mind去了解中國。看一看中國今天的社會福利,讓人民有一個平安的生活,但在香港卻從沒有找到。香港有的是那種不受控的「自由」,坐大各種的霸權,最後又令我們不自由;反而我們認為「不自由」的中國,又令人們心靈及身體上得到自由。 

靖海侯:很多信息被扭曲了,造成了两地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比如脱贫工作,从2012年底,中央就提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关键在贫困的老乡能不能脱贫”,承诺“决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其后8年,中央、省、市县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累计投入近1.6万亿元,选派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200万名乡镇干部和数百万村干部到扶贫一线工作,其间甚至还有1800人牺牲在脱贫攻坚路上,最终在2020年实现了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靖海侯說:「從2012年底,中央就提出 “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關鍵在貧困的老鄉能不能脫貧”,承諾 “決不能落下一個貧困地區、一個貧困群眾”。」



李敏妮:中國做事的速度、信心、和組織性令人驚嘆。 相反,香港政府的民生策略,歸納一句,就是無策略。每年的施政報告和財政預算案,無論哪人是特首或財爺,都是「斬件式」的計劃,沒有連貫性,就是見到那年有什麼問題,就在那年的財政預算裏面弄一個半個計劃出來,例如派錢向市民交功課,對問題小修小補,對改變民生,出不了什麼長遠作用。

中國這些工作真的令我感動,找到關心人民的執政者,夫復何求? 

我與幾個來自國內在香港定居的朋友談話,她們說近年中國人的生活是很舒適的,介紹中央怎麼讓人民有一個安心的生活,包括安排由僱主和僱員供款的 1)公積金幫助人民置業,2)醫保支付醫療費用、3)社保提供一個不用擔心錢的退休生活(一個退休的老師每月有$7000人民幣元退休金,一個退休的報館編輯每月有$9000人民幣,鄉村的退休人士也有很好的社保金)。這反映中國改善民生的策略是有遠見的,有決心的。香港要向中國學習,如果內地人在網路上這樣說,就立即被黃絲罵他為“5毛”。作為關注弱勢社群的記者,我多年來見盡香港政府的民生政策的弊病,整體就是沒有決心及信心,與中央的策略性方針成強烈對比。

靖海侯:在内地脱贫攻坚上,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扶贫精神,是对扶贫工作的高度重视、全力投入和久久为功的意志和信心。4月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前言部分明确提出:“贫穷不是命中注定,贫困并非不可战胜。中国减贫的实践表明,与贫困作斗争,最重要的是勇气、远见、责任和担当。” 香港要解决人口贫困问题,我想首先要树立的也是这种精神。在帮助贫困人口如何脱贫上,内地已形成一套系统有效的经验方法,这些都值得香港借鉴。


中國在內地多個省市推行「勞動扶貧」,現時的脫貧率逾99.99%。 李敏妮說:「中國這些工作真的令我感動,找到關心人民的執政者,夫復何求? 」圖片:明報




李敏妮:我其中一個來自四川的朋友說,內地的地區幹部近年會到村子裏面找出貧窮的人,去幫助他們,沒家的給他們住所,給他們食物和錢生活。你有沒有聽過一個政府會千山萬水找窮人出來去幫?我心想,這些窮人被拉出來過好的生活,香港的反對派和西方國家又會否說這是違反人權呢? 

靖海侯:但正如我前面所讲,解决民生问题主要是特区自己的事,中央可以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持和支援,但主要工作还是需要特区来做。实际上,如果特区自己对解决民生问题没有系统思考、科学谋划,不能压实责任、主动作为,相关工作不可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工作成果也不可能稳固下来且具有可持续性。

李敏妮:問題就是香港政府會不會主動去學習中央的策略?如果它真有心向中國請教,回歸第一日就已經開始發生。由於中聯辦的其中一個職能是:「促進香港與內地之間的經濟、教育、科學、文化、體育等領域的交流與合作。」從這一個渠道,中聯辦與港府是否可以開始一個交流, 中央可以提出支援,作為mentor,幫助香港官員了解國內策略,從而一步步成立一個有系統改善民生的政策。

靖海侯:香港中联办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


李敏妮說:「中聯辦與港府是否可以開始一個交流, 中央可以提出支援,作為mentor,幫助香港官員了解國內策略,從而一步步成立一個有系統改善民生的政策。」圖片:香港01


5. 香港的商界一直認為貧富懸殊是自然的,窮人應該靠自己的努力向上爬,不應靠政府,你認同嗎?香港商界和大地產商是否政府改善民生的阻力,這與自由經濟有關嗎?自由經濟對香港重要,還是人民生活重要?改善民生只是政府的責任嗎?商界以及市民又有否責任?



李敏妮:要減少貧窮,政府要做的就是增加最低工資、設立全民退休保障、防止地產霸權和各種壟斷等,但大商家一定反對的。他們最喜歡用的藉口是:窮人要靠自己向上爬,我都是住板間房出身的,都是自己捱出來的,我的財富是我雙手創造出來。社會已經轉變,在60至80年代,香港仍然是世界工廠時,香港人是可以靠一雙手向上爬的;但今時今日的香港,政府取消向小販發牌多年,在街擺賣是非法的,經濟來源狹窄,知識型經濟,大學生比比皆是,中下層的年輕人還能向上流動嗎?以往白手興家的香港仔故事仍能重現嗎? 官員最清楚答案。

靖海侯: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有两个主要路径:一是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给贫困者以支援;二是调整既得利益格局,通过经济改革推动利益重新分配,从源头上施加作用。这两个路径也就是“输血”和“造血”的意思,是需要统筹推进的。而要调整既得利益格局,不免要让一些既得利益者让渡利益,导致他们的反对,这是改革的必然。但若因此而逡巡不前,让问题做大,就会伤害社会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所以真正的改革就是要“啃硬骨头”,敢于亮剑,政府真要决意改革,就得有担当,在依法的前提下果断推进。


靖海侯說,解決貧富差距,有兩個主要路徑:一是建立社會保障制度,二是調整既得利益格局,但提醒改革必會受到既得利益者的反對。「所以真正的改革就是要“啃硬骨頭”,敢於亮劍,政府真要決意改革,就得有擔當,在依法的前提下果斷推進。」圖片:Benny Lam/SOCO




李敏妮:非常同意,我們要將“遊戲規則”重定才能真正改革。 香港的問題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它奉行“不干預”的經濟政策,任由市場決定引致的。這政策是源於殖民地時代,英國以低財政投入(1982年,香港的公共開支只佔GDP的20%,而不是西方國家的40%)和殖民特色的”自給自足”的手段管治香港,逐漸形成一種laissez faire(不管不問)的經濟模式。 及後於1980年,前財政司夏鼎基(Sir Philip Haddon-Cave) 把政府的經濟運作立場命名為“積極不干預主義”(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原用至今。2006年,曾蔭權政府再把這種政策定名為「大市場、小政府」,強調「政府不應干預市場裡任何界別的運作,私人市場會自行調節。」大家不要給這些高深的術語誤導,以為是理所當然,而應該深思政策由始至終是否恰當。

在自由經濟下,政府不合時宜的”積極不干預政策”成為既得利益者的保護罩,令政府傾斜於商界,他們自然成為改善民生的阻力。多年來,港府以其“不干預政策”為傲,說白了,這個政策養懶官員,培養出一種政府“什麼也不做不管”的經濟模式,任由商界當家作主,做成商人霸權。在不干預市場的政策下,商界好像主子,政府就像僕人,每次商界反對的事,例如增加最低工資、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勞工集體談判權、銷售稅、租務管制…政府便不會做,每次都是用這個藉口:不干預市場。這個政策令政府白白斷送了整個市場的控制權給大鱷,養肥他們,但瘦了自己的人民。 政府不干預,可是壟斷市場的大家族肆無忌憚的以收購、控制供求及價格等去干預,令到小商人不能進入市場,令市民百上加斤,這仍然是一個自由市場嗎? 

人民生活當然比自由經濟重要,不單是從「人道」的角度看,還有經濟的角度。若土地問題不解決樓價高企,還會有人來香港投資嗎?若果貧富懸殊不解決,最後社會爆煲,市民上街,投資者會把總部設在香港嗎? 如政府仍然靠攏商界,不處理民生的問題,就等於用石頭揼自己腳趾,總有一屆的特首要為此問題埋單落台!


李敏妮說:「在自由經濟下,政府不合時宜的”積極不干預政策”成為既得利益者的保護罩,令政府傾斜於商界,他們自然成為改善民生的阻力。 」圖片:Hong Wing/SOCO




靖海侯:特区政府需要对自己的角色作重新定位。当然,解决贫富差距过大及民生问题,社会各方都有角色,商界和市民也不例外。政府的作用就在于通过制度政策,厘定其责任和义务,并提供一同参与解决问题的渠道和平台,如对商界履行社会责任的引导和规范,对市民就业创业的支持和支援。

李敏妮:香港商界一直不認為自己有任何社會責任。最近一個美容師對我說,她工作的美容院在疫情下常常關門,經營困難,竟然地產商一毫子租金也不減, 只是在政府強制關門的期間才減他們10%租金。 相反,她有一個朋友在另一間美容院工作,疫情期間,她與做裝修工的丈夫一同失業,沒有錢交$5000元的村屋租金,於是跟業主太太說可否遲一點才交租,業主太太竟然說不收他們的租金,直至找到工作為止,已經一年多了。「那個業主太太對我朋友說,“如我先生向你收租,你就說已經交了給我,不要讓他知道”。」這個故事令人動容 ,每一個人也可以為弱勢社群付出,這值得商界和地產商反思,他們真的沒有責任制定友善的政策幫助基層,為社會出一分力? 但要有這些改變,政府必須帶頭建立一個關懷有愛的社會。 

靖海侯:香港需要形成的一个很重要的共识是,两极分化、社会板结、阶层流动梗阻造成的问题,是损害社会发展根本的,任其发展只能会是多输的局面,只有控制好其度,才能让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有增量,贫困人口创造更大社会价值。


靖海侯說:「特區政府需要對自己的角色作重新定位。當然,解決貧富差距過大及民生問題,社會各方都有角色,商界和市民也不例外。」




6. 老人老無所依,露宿者人數不斷上升,很多人沒屋住,大學生及基層出路少、貧富懸殊…香港的民生問題已經根深蒂固幾十年。香港政府需要什麼能力以及政策才能力挽狂瀾,戰勝商界以及地產商的阻力,解決民生問題?香港真的能夠解決這些纏繞香港數十年的問題嗎?你樂觀嗎?



靖海侯:乐观不乐观取决于坚决不坚决、行动不行动。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政府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可以做什么。我还是那句话,政府在要做什么之前,首先要考虑清楚为什么要做以及准备以什么样的理念来做。香港朋友可能有了解,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中央深改委创造性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价值取向,强调改革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通过改革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 这彰显了中央推进改革的决心和初心。特区政府也需要确立这样一种意志,真正拿出魄力来。

李敏妮:對,香港政府首先要問自己為什麼要做,定出使命,然後找出有什麼問題阻擋政府達成使命的,及解決辦法,才可以制訂一個藍圖去解決種種問題。政府應考慮取消不干預政策,哪有一個國家會捆綁自己不干預市場的,如同斷送權利給大企業壟斷市場,民生問題沒完沒了;政府也要擴闊收入來源,例如進行稅務改革擴闊稅基,包括引入銷售稅,增加庫房收入,便不需要倚靠賣地為生;之後就制定不同的利民政策,從而減低貧窮和貧富懸殊,包括推出全民退休保障、增加最低工資、增加土地和房屋供應、興建老人院舍從而增加資助宿位等。 

靖海侯:如果说在国安法之前,在香港完善选举制度之前,因为行政和立法关系紧张以及社会“泛政治化”,导致港府很多事情议而不决、决而难行等问题,那么现在,香港正实现由乱及治的转折,正要重新出发,特区政府已经获得了比以前更好的施政环境和条件,已经没有理由在解决民生问题上继续耽搁了。

李敏妮:隨著國安法的落實,撕裂香港的人隨時跌入顛覆國家罪,相信未來那個黑暗力量不會再那麼猖獗,社會才能有空間重新檢視民生的問題。

靖海侯:2021年全国两会期间,韩正副总理参与政协委员分组讨论,曾指出香港要着力解决深层次问题,并强调总有解决的办法。我想解决的办法就在于向社会展示意志和决心,就在于在解决民生问题上系统谋划、即刻启程,要填海就赶紧填海,要建立全面退休保障制度就赶紧制定法案。特区政府需要在行政主导体制进一步确立后,真正发挥主导作用,让制定的政策真正有约束力和牵引力,并对小政府、大社会的定位作适当调整,积极作为、主动作为、充分作为。

有两句话讲得好,一是“只要方向对了,就不怕路远”,二是“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在中央支持下,在社会更为稳定下,在政治问题得到解决后,有内地这一坚强后盾,香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均迎来新的机遇。这机遇,唯有不懈努力才不会错付。


靖海侯坦言,對香港能否解決深層次問題,充滿信心。 他說:「在中央支持下,在社會更為穩定下,在政治問題得到解決後,有內地這一堅強後盾,香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均迎來新的機遇。這機遇,唯有不懈努力才不會錯付。」圖片:李敏妮




李敏妮: 「只要方向對了,就不怕路遠」實在感動。有國安法做護盾、有國家做後防、有選舉改革防止敵方間諜搗亂,這場仗香港的勝數非常大。 現在政府只要拿出勇氣,高瞻遠矚帶頭改革,敢於挑戰權貴,我相信很多問題都會慢慢解開。

那一晚探訪完劏房戶,我趕緊跟着常常急步走的施麗珊的腳步,看到她穿着粉紅色長外套,笑容滿面,見到不同“街坊”(她稱所幫助的人)在街上,她都從容不迫地解答他們的問題,像大家姐一樣,面上從沒有一絲憂慮。作為基督徒的吳衛東,與我以往合作無間做露宿者的故事,多年不見,他仍然沒有放棄,差不多每晚都在街頭外展,尋找及幫助露宿者,完全沒有嫌棄他們身上的異味。遇到難搞的露宿者,他都以柔制剛,搭着他們的膊頭,當中需要的就是愛。何喜華少年時代離家出走,做了很多基層的工作,深深感受勞工階層的困境,後來加入SOCO,一做就是40年。入了政府的一些諮詢組織,被頒了一個銅紫荊勳章,就被說成是親政府的他,一於笑罵由人,大公無私的帶領一班社工繼續為基層奮鬥。

這就是政府、和整個社會需要學習的「打不死」的精神,懷着這個精神,香港戰無不勝。


見到“街坊”時,施麗珊永遠是從容不迫地解答他們的問題,笑容滿面,面上從沒有一絲憂慮。圖片:SOCO

作為基督徒的吳衛東,仍然沒有放棄,差不多每晚都在街頭外展,尋找及幫助露宿者,決意打撈沉沒了的聲音。 圖片:Lei Jih Sheng/SOCO

40年來,何喜華不斷對外講解基層的困境,希望為他們帶來曙光。縱然面對風雨,他仍然頑強,繼續帶領一班社工為基層奮鬥。SOCO這種打不死的精神,值得政府和整個社會學習。圖片:陳木南 /SOCO



此集完。


圖片編輯:李敏妮/Airon Y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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