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香港藝人在內地微博發帖，或在平台發表短視頻，但凡提及香港而不加上“中國”二字，便有可能招致誤解甚至網暴的風險。
對此現象，本人曾在《罵張學友，是一種“創傷後應激障礙”》、《羅家英“感恩”英女王，折射的是香港社會尚存的歷史觀架構問題》兩篇文章中剖析，得出的其中一個結論就是——“內地同胞需要重新認識香港，而香港亦需要重塑自身的形象”。
然而，這還是較為膚淺的分析。
有關香港的話題，所以常常引起社會爭議、引發大眾分歧，根本的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兩地的差異性，或者說是“中國內地”與“中國香港”的差異性。當這種差異性被放大，並將其理解或歸結為“香港的獨特性”，認知就出現了勢差，溝通就產生了障礙，違和感就變得突出起來。
也就是說，人們對香港藝人求全責備，只是因為“香港”與“內地”提得太多，而“中國香港”與“中國內地”提得太少，一致性被淡化，獨特性被銳化，差異性被強化，平常對香港的視角和論述太多“存異”而非“求同”了。
這，正是目前“一國兩制”主流話語體系的一種不足。
二
“一國兩制”香港實踐是成功的，卻未必需要單調且有意地通過凸顯“兩制”來証明。
很多人的認識誤區是：“一國兩制”在香港，通過香港不變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來體現更具說服力；而如果強調香港與內地的協同性，強調香港與國家的同頻共振和相向而行，不能將“香港的獨特性”置於“兩地的一致性”之上，“一國兩制”就失去了光彩。
在“一國兩制”可能的“變形走樣”問題上，香港社會及國際社會的一貫認知，並不是“兩制”凌駕於“一國”的問題，而是“兩制”相比“一國”不能優先的問題。
外部有此認識，並不奇怪。
奇怪的是，我們自己有時候也常常在這個問題上犯糊涂、不自信。並因此，總說香港“馬照跑、舞照跳”，總說香港特有的東西，總在用“香港的獨特性”証明“一國兩制的成功”，並用總是用兩地的區別佐証香港的價值。
但，“一國兩制”本身就已說明了香港的獨特性。鑒定“一國兩制”是否成功，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是香港回歸祖國、融入國家。或者可以說，香港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上，越全面越順暢越徹底越能証明“一國兩制”的成功，而保持距離、凸顯差異、宣揚不同，恰恰背離“一國兩制”方針的根本設定。
香港的獨特性是必然的，受基本法保護，屬國家的大政方針，不會變、不能變、不應改變。
現實問題是，保持香港的獨特性相比推進兩地的一致性，前者已根深蒂固，相比後者更容易實現。而制定實施國安法、完善特區選舉制度，都是香港回歸二十三年後再進行的基礎建設，其致力維護的“一國”原則，是早該有的行動努力，是對在香港“一國”實踐相比“兩制”實踐嚴重滯後的補護工程。
香港回歸以來的歷史已經反復証明，“兩制”不會變形走樣，“一國”卻會。
“兩制”在香港回歸前早已存在，在“兩制”基礎上推進“一國”建設，才是“一國兩制”香港事業的核心任務和根本使命。
而香港回歸以來那些大大小小的政治風波，以及直到今天仍在頻繁發生的“香港事故”，都與“一國”建設的力度、節奏、方式、內容有關。
“一國”不穩，“兩制”難寧。
在香港社會、國際社會，對於香港的認知，對於“一國兩制”香港實踐，唯有“一國”進入常識層面，化作世界公理，成為社會倫理，香港才能徹底擺脫“一張牌”的“籌碼”屬性，有效消除本地社會紛爭的“易燃”屬性，才能真正從國際政治斗爭的漩渦中解脫並平穩下來。
不是網友苛刻、敏感，不是世人無知、輕薄，在“一國兩制”主流話語體系中，在“香港”面前疏於提及“中國”二字，正是香港回歸25年有余卻依然不能塑造特區新認知的主要原因。
三
近兩個月來發生在香港身上的事情，頻繁地有些怪異。
“國歌錯放事件”，接二連三，理由千篇一律，都是不知道“the Hong Kong national anthem”，只好去Google檢索被誤導所致。
民間講“香港國歌”，甚至官方有時候也講“香港國歌”，不出事才怪，不給人理由才怪，不被人利用大做文章才怪。
哪有什麼“香港國歌”，只有“中國國歌”！“國歌錯放”事件是外部事故，又何嘗不是香港話語體系的問題？！現在對外追責有了，香港的反躬自省有沒有？
仍然記得。香港回歸20周年的時候，一名特區政府高官參加相關活動，在致辭中出現口誤，口誤的內容正是“我們香港這個國家”。
此類口誤，在香港不是一次兩次，自然也一定不是當事人有心故意，其根源同樣在於香港的話語體系問題，總是言及“香港”而不是言及“中國香港”，內部論述如此，外部論述亦然。
有人會說，內地也說“我們大東北”“我們大河南”、“我們廣東人”“我們山東人”，為何香港不可以，卻非要使用“中國香港”一詞呢？這是明知故問。
無論東北、河南，還是廣東、山東，多少次單獨提出都不會引起誤解，都沒有發生過認知錯亂的問題。而一貫說“香港”、不說“中國香港”，因為香港長期離開祖國的歷史和回歸後相關工作的不足，讓香港社會長期只知道香港、不知道中國香港，更讓海外世界把香港與中國並列，沒有認識上一地歸屬一地的習慣和自覺。
海外，絕少有人會說“中國香港”；本地，說的也都是“我們香港”。當香港體育代表隊要參加國際賽事的時候，參賽隊說要奏“香港國歌”，主辦方去檢索“香港國歌”，在Google給出錯誤資訊的情況下，將“港獨”歌曲當國歌播放，正有了其可以成立的邏輯。
修正自己，總比修正別人容易。
而香港，有這種修正的意識嗎？有在應對事故、透視現象之後，想到話語體系的問題嗎？有認領香港要繼續完成塑造各方認知，及塑造世界對中國香港的表達習慣和話語模式的使命任務嗎？
如果自己不分內外、口口聲聲都是“香港”，又何以在別人的認知體系中植入“中國香港”的概念？如果自己都說“Hong Kong national anthem”，何以讓別人去檢索“China national anthem”？
況且，這是遠不止停留在話語體系上的問題。因為這個問題：1.香港正頻繁“出事故”，或者說正被人頻繁利用這一點，順著你的話語邏輯打香港的臉；2.在認知模式和表達習慣沒有徹底改變的背景下，讓香港的主流價值觀建設失去基礎，“人心回歸”工程變得困難。
這些，都是基本概念問題，好比數學上的123，計算機代碼中的0和1。如果它們有問題，必然是“針尖大的窟窿漏過斗大的風”，正是香港回歸25年多了“香港國歌”這一偽概念還存在的原因。
近幾年，香港止暴制亂、由亂到治，大批反中亂港分子潛逃海外。香港內部的社會政治環境發生了大的變化，實則，外部政治環境也因為潛逃在外的人逐漸具規模，變得渾濁起來。而他們，正利用這些話語體系上的問題，利用那些香港社會熟知的表達習慣，在海外制造事故，向本地倒灌矛盾，有了更多在外興風作浪、尋舋滋事的行為。
“國歌錯放事件”，於近期頻繁出現，或許只是一種苗頭。其凸顯的，還是“一國兩制”香港事業話語權之爭。重塑“一國兩制”香港事業的主流話語體系，建設權威性公信力，把握主導權主動權，也才是解決此類事件的根本之道。
四
同樣可以說明這一問題的，還有前兩天出現的烏克蘭致謝事件。
當修例風波中黑衣暴徒打出的“黑紫荊區旗”出現在致謝文中，讓人很難相信與中國有友好關系的烏克蘭是刻意為之。
或許，還是關於國際社會對香港的認知模式和話語體系問題。
對於“一國兩制”，多少年在論述上的努力都是強調“兩制”，都是呈現香港的“獨特性”，因此讓香港政治上的特殊地位被放大，常讓人忽略在涉及國旗、國歌方面香港的並不特殊。
由亂到治後，香港開啟新篇章。新選舉制度下產生的新一任特首李家超一直在強調要“講好香港故事”。無疑，“講好香港故事”，於香港這個國際大都會而言，最重要的是向國際社會宣講。
“講好香港故事”，就是要“講好‘一國兩制’香港實踐的故事”，最終還是為了“講好中國香港故事”、“講好中國故事”。而少出“香港事故”，無疑又是“講好香港故事”的基礎。
經歷近期這些事，特區各方應該有了教訓：在國際社會要“講好香港故事”，強調香港的獨特性可能恰恰適得其反；如果“中國香港”四個字在國際社會立不起來，刻不進世人的頭腦，這種“獨特性”反而轉移焦點、扭曲主題，引發爭議、制造沖突，讓香港頻繁被審視而不是被贊賞，讓香港總是被質疑而不是被肯定。
“一國”的和諧、兩地的交響，“兩制”之下“中國內地”與“中國香港”的齊頭並進、相向而行，才是消除外部誤解、打擊外部勢力、塑造外部認知的法門。
在《這句話，將形塑一個“新香港”》一文中，本人曾指出香港意識形態建設、話語體系建設、主流價值觀建設是香港文化建設的三支柱、三部曲，並指出“香港的話語體系問題亂象眾生、積弊甚多，需要回歸常識層面，再審視，再重建。”
正如本文開頭所言，香港話語體系的問題不是淡化獨特性的問題而是刻意強調獨特性的問題，不是“兩制”論述不足而是“一國”論述不夠的問題，不是口必稱香港不對的問題而是口不稱中國香港成習慣的問題。正是這些問題和習慣，讓內部木然，讓外部錯亂，讓“一國兩制”成功與否的評判權陷入被動，讓香港有關的事情變得復雜敏感、事故頻發。
“一國兩制”，“求同存異”，求同在前、存異在後，這一認知邏輯和表達邏輯不能改變。改變了，“一國”原則就總會面對挑戰，“兩制”就總會被附加政治屬性。
香港的“獨特性”很寶貴，但其“獨特性”如果不是建立在與國家的“協同性”上，香港的這一優勢也就失去了基礎、失去了舞台。在“一國兩制”香港事業話語體系中，將“一致性”和“協同性”放在前面，“獨特性”和“差異性”的功能價值才能充分彰顯。
改變香港的話語體系，把對外“講好香港故事”變成“講好中國香港故事”，才不會授人以柄，才能傳遞出香港有“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最大優勢，才會少出“香港事故”， 在政治上少被人做文章、鑽空子。
“一國兩制”香港事業話語體系和話語權這一課題，正需要香港重視，正需要各方逆轉邏輯。
對於香港，她“中國特區”的屬性越明晰，她在世界舞台上的獨特地位才會越醒目。
靖海侯
內地知名博客，資深傳媒人。
文章轉載自微信公眾號”靖海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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