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報一輪批評區議會的選舉制度後，我本來決定不投票的，參選人寄到家裏的宣傳品不是扔掉了，就是已經放在一邊。但不知為什麼，這兩天我的心好像又想投票。
我一直不想投票的原因是不同意這個區議會的選舉制度，主要是兩個原因，1）改組了的區議會共有470席，但民主成分大大減少，議會主要由政府委任、地區三會互選而成：「委任」以及「地區委員會界別」議席各佔40%的席位，地方直選只佔20%議席；2）獲取三會提名的困難，引致局外的參選人不能拿到提名入閘。這兩個問題令到區議會選舉缺乏民意，也有不公平，令獲得提名的大部候選人也是建制人士，因此令我投票的意欲大減。
區議會由1982年成立以來，議員一直都是通過地方選舉選出來的，是民主的體現。然而，新的制度下的議會由政府操控，委任議席是政府指派的，地區三會成員的委任也是由政府決定的，代表通過間選選出來的人也是政府認可的，而拿到三會提名參選的直選議員，多少也是由政府操控的，反映區議會的組成缺乏民意。
因此，我已經決定不投票，但奇怪地這幾天我重新反思自己的決定。我想投票，並不是因為被政府前所未有的宣傳攻勢所說服、又或受到什麼社團聯會為政府在綠色小巴賣的“我的社區，我有say”廣告所欺哄，也不是因為貪戀幾包免費在街邊派的紙巾而要報恩，我更沒有收看昨晚的共建美好社區大匯演。
令我反思的一個觸發點是內地媒體人靖海候最近的文章提出的論點，其中他指出《基本法》第九十七條只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可設立非政權性的區域組織，接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就有關地區管理和其他事務的諮詢，或負責提供文化、康樂、環境衛生等服務。」既然基本法並沒有說區議會必須經過選舉而成，代表民選的區議會一早是沒有的， 我們又何必執著？但一個社會應該進步，民主是普世價值，人們怎能接受建立了的民主制度倒退過來？一個糟糕的設計，如果我仍要用選票支持它，會否做出一個假象，就是市民很支持這種制度？投票率低就可以告訴當局市民不喜歡這個制度。
然而，這種無聲抗議有用嗎？如果執著的爭取自己認為最理想的議會，在現時中央對香港作出全面管治權下是沒可能的，只會令到社會爭吵不斷。 就算不投票，令投票率很低，反映市民不喜歡這個區議會制度，政府也會這樣行的。看看“完善了”的立法會選舉便知道，只有135萬市民在地區直選投了票，投票率是30.2%，是回歸以來的新低，但低投票率並沒有改變當局的想法，政府沒有因立法會的低投票率而保持區議會的民主成分，反而好像箍得更緊。
為何當局要那麼嚴厲的管控？背後的原因小市民不得而知。香港是否真的“由亂及治”了？或許社會仍有暗湧，因此中央仍然要用治亂的手段來管理社會。我們不相信區議會的選舉方式沒有中央的默許，如果中央決意這樣做，根據過往的經驗，市民的杯葛是沒有用的。多年來講究原則的香港人與中央的對抗，並沒有得到任何果效，為何我們不轉一轉態度，事情的成就很多時候需要give and take，好像耍太極一樣，一剛一柔或許可以磨合，創造一套新功夫。
接受並不代表懦弱，而可能是退一步海闊天空。我跟很多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一樣，很重視民主，但有民意的議會是否一定好？2019年的區議會選舉給了一個否定的答案，當時成千上萬的“香港人”排隊投票，選舉人數創下香港歷史新高，共有290多萬名選民投票，投票率超過七成，最後攬炒派在多個選區大獲全勝，與民主派共取得全港逾八成直選議席，但他們關心政治多於民生，區議會成為政治工具，而不再是討論如何改善地區民生的議會，很多市民的訴求得不到處理，那麼民意又有什麼價值？
區議員處理地區的工作，很多時候是瑣碎的事務，申請公屋、增加巴士線、為市民向政府部門投訴等，一直以來，區議會有沒有為地區的民生做出改革性的改變？沒有！大家也一直沒有探究這種地區議會形式有沒有問題，或是否需要改變。在這個情況下，我姑且給由政府把握在手的議會一個機會，這種缺乏直選的議會是否必定辦不到事？我沒有答案，我想用觀望的態度。
就是在這個背景下，我願意嘗試一個創新的做法，看看這個“家長式的區議會”能否辦到事。
另一個令我希望投票的原因，是香港面對的危機。由於中美的競爭，香港現在面對國際的打壓，相信未來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將會受到衝擊，令國際投資者人心惶惶，若果這次區議會投票率下挫，必會給西方國家及媒體機會再在國際上唱衰香港，到時打擊的是香港的經濟發展，影響的是市民的工作，失業率必會上升。在四面楚歌之下，雖然這個政府做很多事也很失敗，官員的質素很差，我認為不應該再向政府踩多一腳，用自己的一票再推低投票率是沒有義氣的。
由於我對香港的愛，為了香港的未來，我決定投票，並非因為我支持特首李家超，更並非因為支持統籌這次選舉的民青局局長麥美娟，而是因為我顧及香港的長遠發展，市民的生計，不想香港受到更多的衝擊。我今天的一票並不代表我完全支持這個議會形式，而是我支持香港。
今天的退一步，可以幫助香港穩定下來，生存下來，反而有利於將來的民主發展。或許在中美關係放鬆後、社會穩定後，當局會讓議會多一點民主，多些獨立的聲音，又或許政府在可控的議會下能夠成功幹一番事，現在就讓我們等待，時間是最好的證明。
於是我下定決心走到大廳的櫃面，在一堆信件底部找回打算掉在垃圾桶的政府信，拿出裡面的“投票通知卡”，出門了。
李敏妮
《透視報》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