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晚會投票

在本報一輪批評區議會的選舉制度後,我本來決定不投票的,參選人寄到家裏的宣傳品不是扔掉了,就是已經放在一邊。但不知為什麼,這兩天我的心好像又想投票。

我一直不想投票的原因是不同意這個區議會的選舉制度,主要是兩個原因,1)改組了的區議會共有470席,但民主成分大大減少,議會主要由政府委任、地區三會互選而成:「委任」以及「地區委員會界別」議席各佔40%的席位,地方直選只佔20%議席;2)獲取三會提名的困難,引致局外的參選人不能拿到提名入閘。這兩個問題令到區議會選舉缺乏民意,也有不公平,令獲得提名的大部候選人也是建制人士,因此令我投票的意欲大減。

區議會由1982年成立以來,議員一直都是通過地方選舉選出來的,是民主的體現。然而,新的制度下的議會由政府操控,委任議席是政府指派的,地區三會成員的委任也是由政府決定的,代表通過間選選出來的人也是政府認可的,而拿到三會提名參選的直選議員,多少也是由政府操控的,反映區議會的組成缺乏民意。

因此,我已經決定不投票,但奇怪地這幾天我重新反思自己的決定。我想投票,並不是因為被政府前所未有的宣傳攻勢所說服、又或受到什麼社團聯會為政府在綠色小巴賣的“我的社區,我有say”廣告所欺哄,也不是因為貪戀幾包免費在街邊派的紙巾而要報恩,我更沒有收看昨晚的共建美好社區大匯演。

令我反思的一個觸發點是內地媒體人靖海候最近的文章提出的論點,其中他指出《基本法》第九十七條只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可設立非政權性的區域組織,接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就有關地區管理和其他事務的諮詢,或負責提供文化、康樂、環境衛生等服務。」既然基本法並沒有說區議會必須經過選舉而成,代表民選的區議會一早是沒有的, 我們又何必執著?但一個社會應該進步,民主是普世價值,人們怎能接受建立了的民主制度倒退過來?一個糟糕的設計,如果我仍要用選票支持它,會否做出一個假象,就是市民很支持這種制度?投票率低就可以告訴當局市民不喜歡這個制度。 

然而,這種無聲抗議有用嗎?如果執著的爭取自己認為最理想的議會,在現時中央對香港作出全面管治權下是沒可能的,只會令到社會爭吵不斷。 就算不投票,令投票率很低,反映市民不喜歡這個區議會制度,政府也會這樣行的。看看“完善了”的立法會選舉便知道,只有135萬市民在地區直選投了票,投票率是30.2%,是回歸以來的新低,但低投票率並沒有改變當局的想法,政府沒有因立法會的低投票率而保持區議會的民主成分,反而好像箍得更緊。 

為何當局要那麼嚴厲的管控?背後的原因小市民不得而知。香港是否真的“由亂及治”了?或許社會仍有暗湧,因此中央仍然要用治亂的手段來管理社會。我們不相信區議會的選舉方式沒有中央的默許,如果中央決意這樣做,根據過往的經驗,市民的杯葛是沒有用的。多年來講究原則的香港人與中央的對抗,並沒有得到任何果效,為何我們不轉一轉態度,事情的成就很多時候需要give and take,好像耍太極一樣,一剛一柔或許可以磨合,創造一套新功夫。

接受並不代表懦弱,而可能是退一步海闊天空。我跟很多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一樣,很重視民主,但有民意的議會是否一定好?2019年的區議會選舉給了一個否定的答案,當時成千上萬的“香港人”排隊投票,選舉人數創下香港歷史新高,共有290多萬名選民投票,投票率超過七成,最後攬炒派在多個選區大獲全勝,與民主派共取得全港逾八成直選議席,但他們關心政治多於民生,區議會成為政治工具,而不再是討論如何改善地區民生的議會,很多市民的訴求得不到處理,那麼民意又有什麼價值? 

區議員處理地區的工作,很多時候是瑣碎的事務,申請公屋、增加巴士線、為市民向政府部門投訴等,一直以來,區議會有沒有為地區的民生做出改革性的改變?沒有!大家也一直沒有探究這種地區議會形式有沒有問題,或是否需要改變。在這個情況下,我姑且給由政府把握在手的議會一個機會,這種缺乏直選的議會是否必定辦不到事?我沒有答案,我想用觀望的態度。

就是在這個背景下,我願意嘗試一個創新的做法,看看這個“家長式的區議會”能否辦到事。

另一個令我希望投票的原因,是香港面對的危機。由於中美的競爭,香港現在面對國際的打壓,相信未來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將會受到衝擊,令國際投資者人心惶惶,若果這次區議會投票率下挫,必會給西方國家及媒體機會再在國際上唱衰香港,到時打擊的是香港的經濟發展,影響的是市民的工作,失業率必會上升。在四面楚歌之下,雖然這個政府做很多事也很失敗,官員的質素很差,我認為不應該再向政府踩多一腳,用自己的一票再推低投票率是沒有義氣的。

由於我對香港的愛,為了香港的未來,我決定投票,並非因為我支持特首李家超,更並非因為支持統籌這次選舉的民青局局長麥美娟,而是因為我顧及香港的長遠發展,市民的生計,不想香港受到更多的衝擊。我今天的一票並不代表我完全支持這個議會形式,而是我支持香港。

今天的退一步,可以幫助香港穩定下來,生存下來,反而有利於將來的民主發展。或許在中美關係放鬆後、社會穩定後,當局會讓議會多一點民主,多些獨立的聲音,又或許政府在可控的議會下能夠成功幹一番事,現在就讓我們等待,時間是最好的證明。

於是我下定決心走到大廳的櫃面,在一堆信件底部找回打算掉在垃圾桶的政府信,拿出裡面的“投票通知卡”,出門了。


李敏妮
《透視報》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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