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全力支持香港積極穩妥推進改革，破除利益固化藩籬，充分釋放香港社會蘊藏的巨大創造力和發展活力。”
（摘自習近平總書記2022年7月1日在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講話）
“ 支持香港、澳門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破解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
（摘自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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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麽是香港的“深層次矛盾”？
回答這一問題，需要先理解什麽是“深層次矛盾”。理解了後者，自然就理解了前者。
“深層次矛盾”，在社會層面，含義至少有三：
1.結構性存在，內嵌在社會現有的運行機制中；
2.持續性存在，已經長期積累且還在不斷下沈；
3.頑固性存在，難以解決並具有強大反作用力。
也就是說，“深層次矛盾”至少有三個特征：
1.對社會有系統性作用；
2.對現實有長期性影響；
3.對改革有體制性排斥。
“深層次矛盾”，不是表面矛盾，不是外部矛盾，不是短期矛盾。
“深層次矛盾”，甚至都不能被完整、準確、清晰地定義。
它既不能被一眼看穿，想分析它、概括它、提煉它都不容易，表達出來並獲得普遍認可則更難，更別說有針對性去解決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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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不好界定、不好闡述、不好達成共識，人們談起“深層次矛盾”，往往不是宣揚解決它們的樂觀預期，而是強調和其有關的三方面意見：
1.對這種矛盾要有認知，不可不正視；
2.對這種矛盾要有擔當，不得不行動；
3.對這種矛盾要有耐心，不能不謹慎。
面對這些意見，往往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應對方式：
——那些有心解決“深層次矛盾”的一方
1.主動去破題，不回避；
2.努力找突破，不懈怠；
3.願意做犧牲，不惜身；
4.永遠不言棄，不動搖。
——那些無心解決“深層次矛盾”的一方
1.能不說就不說，反正自己不去說；
2.能不碰就不碰，反正自己不會碰；
3.能不急就不急，反正自己不會急。
現在，自上到下，都強調幹部要擔當。
看一個人有沒有擔當，只要看他面對“深層次矛盾”的態度和表現即可。沒有比這更直觀、更深刻，更能看透一個人的本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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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麽，到底什麽才是“深層次矛盾”呢？
關於這一點，社會學理論有分析，但沒有給出一個統一的概念。在我們官方的文章中，常常用“兩個定語”來修飾：
牽動面廣；
耦合性強。
這種表述，強調的是其影響的廣度和深度，但沒有講出“深層次矛盾”的本質。
徹底厘清“深層次矛盾”的本質，我們同樣可以通過官方的兩種表述，循序漸進地接觸到它。
第一種，即官方對“改革深水區”的形象表述：
“低垂的果子”都已經摘完，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
第二種，即官方對“改革是什麽”的清醒論斷：
“改革是一場革命,改的是體制機制,動的是既得利益,不真刀真槍幹是不行的。”
講到了這裏，大家應該很清楚了。
“深層次矛盾”，並不高深：
造就它的，正是固化的體制機制；
呈現出的，就是利益固化的藩籬。
當然，“利益固化藩籬”，未必是某個階層、某一群體，未必是人身指向的。
它，既是對“得到了不應該得到的利益”而言，也是對“沒有得到應該得到的利益”而言。
“破除利益固化藩籬”，就是“損有余而補不足”，就是通過調整傳統思維觀念、推動體制機制改革來實現。
“破除利益固化藩籬”，就是解決“深層次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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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深層次矛盾”，具有天然的正義性。
《道德經》第七十七章說：
“天之道，其猶張弓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余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
《道德經》又說：
“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
看出來了吧？
“損不足以奉有余”，是不是就是“維護利益固化藩籬”？“損有余而補不足”，是不是就是“破除利益固化藩籬”？
中華文明就是這麽神奇，“道”一以貫之。
也就是說，面對“深層次矛盾”的表現，不僅體現著人們對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還體現著人們的格局和道德。
正因如此，沒有人會站出來反對這種提法、打倒這一概念，所有人都不敢不承認解決“深層次矛盾”的正當性。
那些在既得利益格局內、無心解決“深層次矛盾”的人，只會轉移矛盾的焦點，誤導解決問題的方向。
他們不會在道德層面與改革者糾纏，而是會站在和改革者一樣的道德制高點上，用同樣呼籲改革的聲音攪渾問題，用看似推進改革的方式攪黃改革。
他們常常偽裝成“改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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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到“香港的深層次矛盾”這一問題。
它們到底是什麽呢？
關於香港深層次矛盾和問題的論述，關於香港利益固化藩籬的論述，已然有很多。
在《“破除利益固化藩籬”，香港該破題了》一文中，靖海侯也有一些具體且毫不避諱的判斷。今天再提這一問題，我們可以把握一些更根本的方面。
香港的“深層次矛盾”，總體可以分為兩類：
政治及文化層面；
經濟及社會層面。
這兩個層面的問題，在香港一直都持續存在，且長期深刻地影響著香港的運轉。
但在不同的階段，“深層次矛盾”也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分。
2022年以前、2022年以後，人們關註的、實際發生的“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已然出現分水嶺。
——2022年以前，香港“深層次矛盾”中的主要矛盾就在“政治及文化層面”。
這一判斷，可以從中央涉港機構負責人此前的表態中得到印證，即：香港社會的主要問題是政治問題，是有關“一國兩制”的大是大非問題。
正是這種“政治及文化層面上的深層次矛盾”，導致了香港回歸25年裏持續不斷的動蕩不安、風波不止。
但解決這一深層次矛盾的主體及有能力解決它的一方，不在特區層面。
於是，2020年前，中央制定實施香港國安法，完善特區選舉制度，用一系列標本兼治的重大管治舉措，有效地解決了香港的這一深層次矛盾。
其解決的路徑，正是通過重塑回歸“國安家好”、“愛國者治港”等思想理念，通過改革健全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來實現的。
其解決的表現，正是在於構建了香港新的政治參與格局，在於打破了香港傳統混亂的政治生態，在於徹底推倒了香港政治上“利益固化的藩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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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以後，隨著新選制後的三場選舉完成，新一屆特區政府就職，“香港經濟社會層面的深層次矛盾”凸顯出來，成為了香港的主要矛盾。
理由是：
中央一直強調要穩固香港的社會政治大局；
中央一直強調香港要以改革增強發展動能。
很明顯，要穩固和鞏固的不是改革的對象，要改革要破除的才是。
經濟及社會層面，正在香港特區“高度自治”的範疇內。事實是，解決香港深層次矛盾的接力棒，已經遞交到特區手中。
那麽，在經濟及社會的層面，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又具體指的是什麽呢？
要理解這一點，必須結合國家領導人和中央的有關論述來看。
這裏，不再提供分析過程，只給出我的分析：
1.經濟發展的路徑依賴和瓶頸問題，香港傳統優勢在下滑，動能不足；
2.改善民生的體制不靈和瓶頸問題，香港階層板結更嚴重，活力不足。
文章開頭引述的兩句話，看它們所在的章節，所在章節表明的主題，實則都指向這兩個問題。
現階段，中央對香港認識的邏輯體系和發展路徑是：
1.香港的主要矛盾變了，要聚焦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2.要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香港須破解深層矛盾問題；
3.破解辦法就是用改革增強動能，破除利益固化藩籬。
最終，我們的分析又回到了“利益固化藩籬”這一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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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到了這裏，已變成什麽是“利益固化藩籬”了。
前面說過，“利益固化藩籬”是一個體系性的概念，不具人身指向，它可以包括三個方面：
1.施政理念和發展路線上的藩籬；
2.體制機制和制度運行上的藩籬；
3.特定階層和既得利益者的藩籬。
這些，在香港當前的表現，具體指的就是：
1.要突破思想束縛成為有為政府；
2.要尊重資本邏輯但更有力駕馭；
3.要發展成果共享並且讓利於民。
馬克思講，矛盾有鬥爭性和同一性。破除這些藩籬，免不了鬥爭和統一。
而鬥爭和統一最有力的武器，就是讓已持續“損不足以奉有余”的既得利益行業和既得利益群體，認識到推進改革的決心，破除利益固化藩籬的必然，他們已成為改革的對象；就是讓為政者有“無為無位”的危機感，資本有基本的敬畏，人民敢於主張自己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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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撥亂反正，香港要團結要穩定，香港不能再內耗和折騰。
強調“破除利益固化藩籬”，不是要搞批鬥，要改變香港作為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本規則，改革只是要“損有余而補不足”，讓利益固化的板塊松動一些，貪婪的群體不再那麽貪心，階層的流動再現生機，就是遵天道，行有道者之道。
“深層次矛盾”，正是“改革的深水區”；要解決她，就得啃硬骨頭、涉險灘。
再造香港動能，激發香港新動能，沒有深化改革都是空談。
——香港要穩定，但不是穩定她的階層板結和兩極分化；
——香港要尊重資本的邏輯，但不是支持他們繼續“鯨吞蠶食”；
——香港要改革，但不是革誰的命而是再盤活存量、創造增量。
破解香港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本質上及目標上，就是為了讓香港再現活力、更具動能、可以激發新的創造力。
有了這個認識，就不會看不到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部分土地的標志性意義，就能看到這代表著一種重大的較量；
有了這個認識，就不會為買一個研究報告花幾千萬而在老人2元車票上斤斤計較，就能看到這代表著一種根本的理念；
有了這個認識，就不會在面對利益固化藩籬時不會說、不敢碰、不行動，就能看到這代表著一種最大的擔當。
解決“深層次矛盾”，不會在歡天喜地、敲鑼打鼓中實現，它一定會帶來痛感，而它得到解決的標志一定是市民有了新的獲得感，社會再釋放出巨大的創造力和發展活力。
赫胥黎說：
“社會和自然的區別就在於，社會是有一定的道德目標的。”
解決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其實就是優化提升香港的政治文明、經濟文明、社會文明，用這些進步的文明帶來的體制機制的升級，為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夯實基礎。
香港已由亂到治，這一當前的課題，正落在了特區政府的頭上，考驗著他們的擔當和遠見。
靖海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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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轉載自微信公眾號”靖海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