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現在是否已經成為，還是很快就會成為一個失去 “獨特優勢 “的中國大陸城市？當我們告別動盪不安的 2023 年，迎來更加不確定的 2024 年時，這些問題一直壓在我們心頭，讓我們思考這座偉大城市的未來。
最近的兩個例子表明，種種跡象都不是好兆頭。
去年年底，香港一對有影響力的夫婦開始了為期一個月的加拿大和美國之行，他們拜訪了對這一地區有廣泛了解或曾在香港和中國大陸生活過的親戚和朋友。他們的普遍反應是，香港現在要麽已經是另一個中國城市，要麽很快就會成為中國城市。
這對夫婦中的一位最近告訴我：「這些言論加速了香港高度自治在現實和觀念上的消亡。」 這對夫婦的經歷並非獨一無二。海外對香港前途的看法確實非常悲觀。
也許更不利的是，更多的中國大陸人認為香港正在迅速褪色，成為另一個中國城市。最近，社交媒體平台上出現了一種被廣泛傳播的刻薄評論，將中環交易廣場（香港證券交易所所在地）比作 “歷史廢墟”，理由是交易量低和股票指數急劇下降。
香港官員的回應軟弱無力，指責外界散布對香港的誤解和偏見，但卻沒有很好地解釋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不同之處。
2020 年 6 月，北京將國家安全法強加於香港，這使人們更加堅定地認為，中國政府一直打算將香港變成另一個中國城市。
這正是對香港最大的誤解所在。在這篇文章中，我想闡述的論點是，北京始終希望香港維持其作為一個資本主義城市的獨特優勢，其實是香港的政治精英們有意識或下意識地加速了我們這座偉大城市的大陸化。
圖為2022年7月7日公務員事務局率先在政府總部舉辦一連三周，共四場「國家主席重要講話精神」座談會，全部由行政長官李家超主講，「讓與會者深入了解國家主席重要講話的精神」。超過100人出席，包括司局長等主要官員、行政會議成員、常任秘書長及部門首長。外界批評政府此舉令香港官場大陸化，成為一股動搖“一國兩制”的風氣。圖片：政府新聞網
一直以來，中國領導層對香港的指導方針始終未變：「長期打算，充分利用」。 在這一政策下，1949年解放軍部隊奉命停止向羅湖邊界以南推進，1967 年香港的激進左派被勸阻不要煽動文化大革命式的暴亂。 從 20 世紀 50 年代的朝鮮戰爭到 20 世紀 80 年代的中國改革開放，香港這座獨具特色的資本主義城市對中國大陸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儘管習近平主席徹底改變了中國大陸的治理方式，北京也宣稱對香港擁有 「全面管轄權」，但他誓言中央政府 「必須保持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勢……，保持普通法制度」。
在北京看來，保持香港作為中國與世界其他地區之間 「超級聯系人」的角色應該是最理想的安排。
然而，近兩年來，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香港的政治精英正在推動香港日益大陸化，削弱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勢。
其中一個最令人側目、最明目張膽的例子是，這座城市的政治精英們正在大肆接受大陸式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 而這些做法正是中央政府在大陸嚴令禁止的。
現在香港和中國大陸官員迎來送往，在奢華晚宴上大吃大喝並配以昂貴的茅台酒的傳聞屢見不鮮。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國官員在內地吃喝玩樂和參加公共活動受到嚴格管理，但他們在香港似乎不受任何規定的約束。
所有這些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都毒害了香港長期以來奉行的廉政和法治制度。
精英和政客們急於表現政治正確，不惜照搬內地的做法，高調舉行儀式和研討會，學習中國最高領導人的講話，宣誓效忠，這是典型的形式主義的做法。
另一個令人擔憂的例子是，去年 8 月，一名民政專員為慶祝前往北京學習而組織了一次狂歡活動。包括高官、議員和其他建制派在內的 500 多人出席了歡送會。尷尬的政府隨後限制其高級官員在同一時間出席如此奢華派對的人數不得超過三人。
據信，香港高官在旺季每天要出席四五場公開活動，而立法會議員出席的活動則更多，尤其是那些由建制派舉辦的高規格儀式和研討會，讓人不禁懷疑他們還有多少時間可以從事本職工作。
更糟糕的是，在實施《國家安全法》和全面改革選舉制度之後，”愛國者 “議員和區議員已經當選。但是外界的感知確是他們並沒有很好地履行職責，對政府和官員進行有效的監督和制衡。相反，他們卻被視為一起吃喝玩樂。
圖為今年1月25日行政長官李家超在立法會舉行第三次立法會行政長官互動交流答問會，會中議員謝偉俊批評政府施政作風，有「親「無納稅」小紅書、遠「納稅」港人」之感，要求政府緩和現時「法家治港，嚴刑峻法」的社會氣氛，被李家超關連為「黑暴」時的「軟對抗」。但除了謝偉俊外，會中沒有見到任何議員對政府進行有效的監督和制衡。市民不但看到立法會沒有有效地監督政府，議員連同特首還經常當議事廳為“閒談”的地方，成為傳媒笑話。圖片：李家超Facebook
過去幾年，中國和香港的官員都敦促香港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尤其是大灣區的發展，並與國家發展戰略相銜接。這些言論無可厚非，但卻給人一種香港被動接受領導的印象。
北京誓言要對香港行使 “全面管轄權”，這就產生另外一種印象，香港的公務員正等待中央政府的指示，他們頻繁派學習考察團前往北京， 希望得到如何向前邁進的信息。
這兩種看法對香港來說都是不祥之兆。自 20 世紀 70 年代末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北京一直希望香港不僅能提供投資，還能提供從法律服務到城市管理的經驗和技術， 用鄧小平的話來說，希望能在內地再造幾個 “香港”。
此外，北京雖然“全面管制“香港，以確保 “只有愛國者 “才能管理這個城市，而大陸的官員們對如何管理一個資本主義城市一無所知。向他們求助是香港最糟糕的選擇。
香港本應做的是利用其超級聯系人的角色影響北京的決策過程，使其決策更有利於外國投資和貿易。遺憾的是，香港幾乎沒有這樣做的跡象。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香港決定擴大人才吸引計劃以阻止專業人才外流之後，成千上萬的內地人申請來香港定居，正是看好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
他們尤其對香港正在成為另一個中國城市的看法感到不安。 正如他們中的幾位最近向我發出的類似感慨：”如果香港正在變成另一個中國大陸城市，那來香港還有什麽意義呢？”
在許多方面，對許多人來說，感知就是現實。
王向偉
《南華早報》前總編輯，出生於東北吉林，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學士、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新聞學碩士。曾任《中國日報》、英文報刊《東快訊》記者、編輯，2012至2016年出任《南華早報》總編輯，之後回北京擔任《南華早報》編輯顧問。2023年重回香港踏上新聞教育新征程，出任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副教授。王向偉對時事有前瞻性的分析，而且非常正直敢言。他的文章像一盞明燈，對社會有帶領作用，讓人知道前路應該怎樣走。
這篇評論的英文原文於1月5日發表在《南華早報》，此為中文版，原刊於王向偉出版平台 wangxiangwei.substack.com，本報獲作者同意，把原文於《透視報》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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