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海侯:一場行政主導下的“閃電戰”

憲制秩序不彰,行政主導不能,是香港過去風波不止、形勢總是波詭雲譎的主要原因。

制定實施國安法,完善選舉制度,憲制秩序重新鞏固確立。得益於“愛國者治港”原則的有效落實,香港“三權分置、行政主導、司法獨立、行政長官代表特別行政區向中央總負責”政治體制也終於恢復“默認設置”狀態,實現了正本清源。

香港行政主導的力量正在呈現。

挑戰特區政府政策,是香港社會常見的現象。

過去,反對派為“反對而反對”,對港府任何施政舉措都要踩上一腳。其試圖為社會塑造的觀感就是港府“一無是處”,進而摧毀港府權威,阻礙港府運行,讓香港的行政屈服於立法、司法和社會上的所謂“民意”。

那時候挑戰特區政府,大多出於政治操作,屬於政治傾軋,嚴重到近乎“政治正確的”地步。

由亂到治後,香港基本的政治秩序、法律秩序、社會秩序撥正,但政治生態和社會風氣上的沉疴積弊尚未完全消除。行政主導有了保証,但不少人的心理調適尚未完成,習慣性挑戰特區政府,仍然是香港不時發生的現象。

只是這個時候,因為香港整體環境的變化,挑戰特區政府的任何舉動都變得“小心翼翼”起來。不管有沒有政治動機,挑戰者都必須要給這挑戰披上一件“維護法治”的外衣。

過去,反對派為“反對而反對”,對港府任何施政舉措都要踩上一腳。其試圖為社會塑造的觀感就是港府“一無是處”,進而摧毀港府權威。圖片:香港01


從推動香港良政善治的角度看,現在的這些挑戰在規則下發生,有有益的一面,甚至可以是一種展示“行政主導何為行政主導”的機會。

它們可以修正港府施政上或有的粗糙,推動港府進一步優化決策機制;提醒港府保持一貫的敬畏和謙卑,不因重拾行政主導而倨傲;並通過這些挑戰所暴露的問題,提升依法施政的水平,促進法律體系的完善,証明行政主導與法治是並行不悖且相得益彰的。

也就是說,港府如今遭遇的這些挑戰,雖然刺耳,雖然讓人不適,甚至一些仍然有反中亂港勢力伺機反扑、頑固對抗、不斷尋舋滋事的影蹤,但特區政府應該從容地面對這些挑戰、駕馭這些挑戰、化解這些挑戰,用智慧利用這些挑戰進一步地確立自己的權威。

只有這樣,香港的行政主導才能真正把握主導權和主動權,而香港社會對挑戰政府的認識才能真正回歸理性,回到監督層面,放下過去的虛妄與偏見,重新認識行政主導並接受行政主導。

在面對挑戰中,是被動應對還是主動應對,是堅持行政主導還是不能堅持行政主導,效果大不一樣。

香港近期發生的“一件小事”,就說明了這一點。

此前,港府發現醫生虛開“疫苗接種豁免証明”,數量達2萬餘張,然后逮捕了涉事醫生,宣布了相關証明無效。

隨後,有議員發起質疑,認為政府在不能証明這2萬余張証明都是虛假的前提下,無權廢除這些証明,相關決定屬“破壞法治”。其尖銳批評引起社會一片嘩然。

這時候,過去一貫與反對派為伍、有著“長洲司法復核王”的郭卓堅嗅到了“機會”,一紙訴狀將特區政府告到法院,而法院判決政府敗訴,認為“法無授權”,這些証明繼續生效。

關於此事,筆者以前已有分析。這裡不再探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只說說港府的應對之道。

特區政府敗訴,無疑有幾個直接的和間接的影響:

1.打擊了政府的防疫努力;

2.打擊了政府的法治形象;

3.打擊了政府的管治權威;

據聞,政府剛剛敗訴,對特區政府另外兩項防疫政策,又有人准備用同樣的手法發起挑戰了。

實則,事情已經發展到否定特區政府防疫路線,進而否定特區政府治理能力的程度。

特區政府,正面臨一個不大不小的信任危機。

7名私家醫生被指濫發「免針紙」被警方調查,其後政府宣布廢除 7 人所發出逾兩萬張「免針紙」,「長洲覆核王」郭卓堅提司法覆核挑戰政府的決定,高院法官高浩文在10月21日判政府敗訴,指法例沒有賦權政府廢除「免針紙」,指「政府權力來自法律,而不是一份新聞公告」(A Government minister gets his or her legal powers from legislation – and not from an announcement made in a press release)。圖片:媒體法庭線截圖

應對此局面,在行政難以主導的過去,特區政府往往作如下反應:

1.接受法庭判決,讓那些濫發的証明繼續生效;

2.提起上訴,在漫長的司法程序中淡化影響;

3.承認決策上的問題,向公眾道歉並表示改進。

而在行政難以主導的過去,反對派對特區政府因此發起的新的討伐,又必將掀起另一場審判風暴:

1.圍堵相關官員,逼其辭職;

2.推翻防疫政策,組織示威;

3.癱瘓立法機關,阻礙施政。

一項法律爭議變成一場政治風波,正是香港過去的慣性。

時移世易,香港已經由亂到治。面對挑戰挑舋、危機危局,今天的特區政府已經多了從容,多了堅定,多了底氣和自信。

只用一個表態、一個決定,特區政府就化解了眼前的危機,保証了防疫政策的延續,維護了政府的尊嚴。

高等法院判決後,特首李家超說:

1.政府一直依法行事;

2.有責任確保公共健康得到有效迅速保護;

3.行事基於穩固法律基礎進行;

4.會追究任何涉嫌違法或違反專業操守的行為。

李家超申明的幾個處理此案件的原則,強調了當初決策的正當性和必要性,表明了執行決策的堅定性和持續性。表態沒有一絲氣餒,意志沒有一分動搖,這就是行政主導下的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

其後,特區政府直接拿出“殺手锏”:

訂立《2022年預防及控制疾病(疫苗通行証)(修訂)規例》(《修訂規例》)並刊憲。

即選擇放棄上訴,通過直接修訂法律,且通過利用香港“先訂立、后審議”的一道立法程序,讓相關政府決策即刻再生效。

同時,特區政府在刊憲時始終強調:

“考慮到防疫工作的急切性,上訴所涉的訴訟時間和有關豁免証明書的有效期限,認為最合適的做法是作出修例而非作出上訴,這符合香港的最佳利益”,目的是為了“為有關指示提供清晰的法律基礎”。

不是沒有法律基礎,而是提供清晰的法律基礎;不是不能上訴,而是修例相比上訴更能迅速處置急切局面;不是再糾纏孰是孰非,而是聚焦現在就能解決問題。特區政府此應對,實則就是一場行政主導下才能打贏的“閃電戰”。所彰顯的,就是行政主導的力量。

今天的特區政府,已不是過去的特區政府。

李家超在10月25日下午1時45分於其個人Facebook專頁公布會對事件作出明確表態,指司法覆核案的裁決,政府會很快作出決定。同日,政府刊登憲報修訂,賦權醫務衞生局局長,當有合理理由懷疑某註冊醫生發出豁免證明書前未有進行臨床評估,或基於公眾利益的考量,可宣告特定的豁免證明書失效。圖片:李家超Facebook尊頁截圖

“以結果為導向”,是李家超的施政理念。利用政府固有權力,為更大的公共利益考慮,選擇以治本的方式治標、釜底抽薪,也凸顯了李家超這屆特區政府的果斷和智慧。

行政主導,就該有行政主導的樣子。

二十大報告指出,“堅持行政主導,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施政,提升全面治理能力和管治水平,完善特別行政區司法制度和法律體系”

可以說,行政主導就是香港政治體制規范有效運作的靈魂。

沒有行政主導,管治權威就不可能得到維護,香港就會一直陷入政治泥沼之中,施政總是步履維艱;沒有行政主導,特區政府就會持續地面對挑戰挑舋而束手無策,在立法和司法的各種牽掣下被程序捆綁而失去效能。

從受制於立法會、受困於司法獨大,到與立法會良性互動、在尊重司法下遵循法治規則盡其所能,因為行政主導的確立,李家超和特區政府探索擺脫傳統的管治模式,探尋找出一條新的施政路徑,事實証明是有效且有力的。

而這,也是李家超和特區政府在應對“免針紙”司法復核案敗訴上最大的意義。

行政主導是體制設定,體現為現實卻不是必然的。

香港行政主導的體制,不是香港國安法實施後才有,而是在基本法起草時就有了這一設定,在香港回歸后就可以付諸實踐。

要實現行政主導,必須具備三個條件:

1.政治基礎可靠;

2.行政長官擔當;

3.特區政府有為。

過去,行政主導不能,正是因為政治基礎不好,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有心無力。今天,愛國愛港者上位、反中亂港者出局,政治局面大為改善,行政主導有了基礎。但行政主導要真正發揮作用,轉化為特區政府的生產力,仍然要重視另外兩個條件的達成。

就像這次李家超面對敗訴所作出的表態、所展開的行動一樣,為當初的決策擔當、為執行的官員擔當,為防疫舉措擔當、為公眾利益擔當,為行政擔當、為司法擔當。

而要避免這樣的問題和爭議,則更需要整個特區政府和管治團隊有為起來:

1.優化決策程序,不要因為施政環境改善了,就草率行事、粗糙任事;

2.強化法治意識,不要因為行政主導確立了,就輕視立法、疏忽漏洞;

3.重視應對輿情,不要因為社會風險可控了,就不做預案、不屑回應。

如此,特區政府才能在行政主導中始終挺直腰杆,才是提升了治理能力和管治水平,也才不會給別有用心的人以口實,給他們繼續挑戰特區政府的機會。

如此,特區政府也才能貫徹落實二十大報告精神,在今後破解經濟社會的深層次問題上,在未來風高浪急的時候,從容面對更大的挑戰。


靖海侯
內地知名博客,資深傳媒人,以敢言及持平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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