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出生於意大利一個天主教家庭，母親是工廠工會代表，活躍於工人權益的運動，父親參與1967年共產黨工會發起的大罷工，在這種環境下長大，甘浩望神父，Father Franco Mella，在年青時已經關注工人權益，參與街頭抗爭。
他認同某些共產黨的思想，包括上山下鄉、以人民為本的主張。由於對中國的嚮往，他在1974年隻身來到香港，之後便一直積極參與社區抗爭行動，為弱勢社群爭取權益。第一個社會行動是在1975年8月，殖民政府要遷拆黃大仙平陽新村，居民被迫居住在環境惡劣、缺水缺電的收容所，他幫助這些受清拆影響的居民爭取合理權益。同年12月，政府為了要建牛池灣地鐵站而拆除當地小販檔口，甘神父與小販一起示威，最後被警察逮捕。
之後他的社會行動不斷，1980年港英政府取消抵壘政策，對內地非法移民即捕即解，甘神父幫助油麻地避風塘艇戶的水上新娘爭取居留權。他也為露宿者爭取權益。 為了深入體驗基層的生活，他成為艇戶、露宿者、也在工廠工作。 許鞍華1999年的文藝電影《千言萬語》以甘神父為藍本，敘述80年代香港的社會變遷，歌頌著他在幫助低下層爭取權益上的堅持。
甘神父今天仍然經常為港人內地子女爭取居港權而靜坐，在剛過去的一月靜坐了25日，2020年，他在屯門青山灣入境中心外，為裡面被無限期羈留的外籍人士而絕食。他所付出的不是幾天，不是幾年，而是一生的行動，可見他為基層爭取權益的意志力。
致電譚國僑，對方不用他幫手，與原居民擦身而過
30多年前的1987年，甘神父路過中環立法會，見到一班大坑西光民村的婆婆在絕食抗議，他就加入了他們，與大坑西結下不解之緣分。大坑西就如他手中的明珠，他對她非常珍重與寵愛。這顆明珠，隨著老人一個個死去，已經沒有發亮很久了，直至他通過大坑西重建事件再發現她！
今年75歲仍然像年青時一腔熱誠的甘神父，或許並不知道香港在不同勢力控制下的轉變，戴著民主冠冕的未必是好人，假面具實在令人難以看清，誰是好人，誰是壞人？
去年六月，甘神父看到新聞知道平民屋宇要收回大坑西邨，居民不滿，於是聯絡一直深度介入事件的民協前副主席譚國僑。譚與大坑西邨居民權益關注組等人一直聲稱為居民“爭取妥善安置”，但近日被本報踢爆，他們有份誤導居民簽署退租協議，以及疑似帶領“假爭取”，拖延爭取，令居民的抗爭潰敗。由於去年本報仍未開始調查，他們的行徑沒有被發現，甘神父當然也不知情。
「我找譚國僑問他要不要幫手，他說民協會做，不需要我幫忙了。我說如果你們開會就通知我參加，但一直沒有收到他的訊息。」試問譚國僑又怎會讓甘神父插手呢！
因此大坑西邨的原居民，又再與甘神父擦身而過！
突然看到大坑西邨新聞 到來後發現這裡有原居民
多年來，光民邨居民未能爭取賠償這件事一直壓在甘神父的心裏，他說「我感到好像一件事未搞掂在心裏。」 他記得在2010年，去找最後一位仍然在世的抗爭者。「這個婆婆，人人叫她做“濟媽”。她住在大坑東邨。我到她的家，問她是否仍然想繼續，她說想繼續，當時她已經80多歲。我對她說“我會繼續寫信，一有消息我就通知你”。」
由於已經沒有居民與他一起抗爭了，沒有了原告，試問甘神父又如何有能力扭轉劣勢，再寫信又有何用？
最近甘神父又再想起“濟媽”，她仍然在世嗎？「三個星期前，我想著究竟我應否再去找這個婆婆，如她去世了，又如何爭取？ 會否她的仔女會想幫她繼續？ 就在這個時候，突然有天在地鐵上，我看到有關大坑西邨的新聞，指3月15日是居民要搬走的限期，我決定來看看居民有什麼需要，完全不知道這裡就有光民村的原居民後代。」他在3月21日與我們再次見面時說。
重新發現原居民，對甘神父來說是一個神蹟。「是神引領我來！」他微笑的說，憑著他對上帝的信心，甘神父好像一點也沒有意外得到祂的指引。「我很開心再見到原居民，可以繼續與他們一起爭取，完成35年前的事。」
一直以來，香港傳媒沒有深入和如實的報道大坑西邨重建事件，有些別有用心的媒體是刻意隱瞞，有些可能不想得罪利益集團，官媒就疑似跟隨政府方向而包庇平民屋宇，希望重建速速達成。因此，跟大部份香港人一樣，甘神父對大坑西邨居民面對的黑幕完全不知情。 他在看到居民編寫並在3月16日在大坑西邨街站派發的新聞公佈，才知道事件的不公義。
之後再見面時，居民才詳細的把事情的來龍去脈以及重建黑幕告訴他，包括平民屋宇用法律手段逼居民簽署退租協議、退租協議裏有很多對居民不公平的條款，包括沒有提供五年後不能回遷的後續租金津貼、在獲通知編配單位後居民須五天內回覆否則失去回遷資格、居民回遷時須通過——沒有公布標準，即不確定性的資格審查等，種種手法令居民懷疑是平民屋宇要令他們不能回遷，令平屋有可能把單位賣出賺錢！
居民也告訴了甘神父關注組以及民協等人疑似作出「假爭取」，一直帶錯方向爭取「一屋換公屋」，令平民屋宇“甩身”，不需安置居民。「以前平民屋宇就是用這個方法，安置居民在公屋，然後自己不用負責，跟現在一樣！」 甘神父搖頭說。
原居民面對的兩重苦難——拆屋不獲賠償 、再被迫遷
自1970年代請願爭取賠償的原居民，都是散落在大坑西邨以外的光民村原居民，相信他們都來自白田邨，因此住在大坑西邨的原居民對他們的存在、和之後的爭取，並不知情。他們的後代也不知道上一輩的鄰居做過抗爭，包括原居民第二代的Robert。「我們以前也沒有看到有關新聞，所以全部人都不知有原居民曾經請願，爭取拆屋的賠償。」75歲的Robert說。
現時大坑西邨大概有100戶原居民，Robert是其中一位。1949年出世的Robert，三歲就隨父母搬到光民村居住。1961年光民邨被清拆時，他就跟著父母一起到東頭邨七層徙置區，1964年大坑西邨落成後，他們一家回來居住，他當時15歲。跟其他原居民後代一樣，他只知道他們的上一代“由業主變成租戶”，但多年來不知道如何爭取。
雖然身為原居民，但平民屋宇一直當他們為普通租戶，完全沒有提及他們擁有此地原有房屋的業權。
當年的見證者還有Robert的姐姐“梅姐”。梅姐今年80歲，但記憶非常清晰。小時候他們一家住的九龍仔木屋區發生大火，於是跟其他災民一樣，一家人被安置到光民村平房區，住在三區六巷129號的平房，當時她只有8歲。他們買下平房，每月供款。光民村清拆，她隨著父母、Robert共十幾個兄弟姊妹搬到東頭村，之後再搬到大坑西邨，她當時大約20歲。
「平民屋宇有一封信給我們承諾無論搬到哪裏，他們永遠也要給我們一間屋！」她回憶說。 按照租購合約的條款，擁有平房業權的原居民，理應得到一間屋的賠償，而不是簡單的租戶。問到他們一家搬到大坑西邨時，為何願意支付每月60港元的租金，她說「我也不知道為何當時居民沒有問，他們要求我們付租金，我們就照做。當年的人沒有今天的資訊，沒有現時的人那麼聰明。」她說。
在平民屋宇手中，他們失去了業權。估不到60年後的今天，在重建時，他們再經歷一次失去家園。根據居民所說，平民屋宇刻意取消不少原居民的住戶資格，令人懷疑該公司不想原居民回來爭取60多年前拆屋的賠償！Robert一家8口就是受害者之一。他們兩夫婦、女兒、兒子和媳婦以及他們的三個小朋友全部被平民屋宇無理取消住戶資格。
「平民屋宇說我們用水少，就要我們一家八口搬走。我們問他們用什麼標準衡量何謂用水少，他們一直不能答覆，堅持要取消我們的回遷權。我們找律師寫信給平民屋宇，告訴他們我們是原居民，住在這地七十幾年，他們回律師信告訴我們，原居民與其他居民權益沒有分別。」 他說。
Robert年紀那麼大，也要經歷這種折騰。這位長者幾經辛苦找來醫生證明自己行動不便，需要兒子照顧，才可以把家人的居住權逐個爭取回來！「他們仍取消我女兒的回遷權，這事我仍然要爭取。」他說。「我家族由光民村至今已經有四代人居於大坑西新邨，這裡是我的祖屋。平民屋宇為了達到利益，竟然做出這種事。」
雖然他簽了退租協議，但也很擔心根本不能回來居住。「這個退租協議沒有說五年後我們是否必定可以回來，也沒有說若果重建延期，會否支付五年後的租金！」
他又訴說另一家原居民遇到的苦難。「一個女鄰居，他們一家是原居民。由於平民屋宇逼遷，78歲的丈夫與兒子也患上抑鬱症，丈夫經常對她說，如果有天他沒回家，就是已經自殺了，想到這裏我也想哭。」他說著，聲音沙啞起來。
雖然過了3月15日搬遷期限，但Robert一家仍然未想搬走。問他為何不想搬走，他說「我腰痛有傢俬未搬完，也留戀這地方，因為住了幾十年。」
Robert在3月11日寫信給平民屋宇，要求延期讓他們遲一點搬走，對方考慮也不考慮，同日平民屋宇的侯經理拒絕，把回覆放在信箱，隔日（12日）立即收到代表平民屋宇的律師信，稱若果他們不於3月15日前搬走，將會進行法律程序收回單位，及向他們追討因此而衍生的法律費用。
Robert 3月14日再發信給平民屋宇，再次說出自己的難處，要求把搬出日期延期，對方一直沒有回覆！「幾天前，我見到侯經理，問他可否延期，他說”如果你在三月底搬出，就考慮不收你律師費”。我現在也不知道怎樣算，很擔心他們會收我們律師費，不知要多少錢！」Robert 說。
我們早前調查報道踢爆平民屋宇，每每以法律手段威迫居民就範，威脅他們要負責法律費用，這封平民屋宇的律師信就是最新的例子。這一招非常殘忍，相信只有霸權才會這樣對待弱勢的人！令人想起黑社會，不過是外表斯文着西裝！
平屋承認租戶原居民身份，稱他們與其他租戶無異
隨著重建，原居民和他們的後代不但面對迫遷，也逐漸發現上一代面對的不公義。
「我自己都是因為大坑西邨要重建找資料的時候，才知道自己是原居民後代。再接觸其他原居民住戶後，我了解更多，才知道我爺爺的一代曾經遭受的不公義。」原居民的第三代Jacky說。
他的爺爺曾樹買入了平民屋宇的平房，1961年清拆後，他的一家搬到環境惡劣的東頭村徙置區公屋居住。1964年大坑西邨建成，他們一家人申請入來大坑西邨居住，並要每月支付$60租金。
住在民興樓的Jacky，跟其他抗爭者一樣，因為知道退租協議沒有確實承諾居民回遷權，而拒絕簽署。他最害怕就是協議中所要求他們簽署的承諾書，應承不向平民屋宇和政府追討，他再聰明的發現另一點：「這個退租協議都是沒有雙方的聯絡方式，它怎樣聯絡我們回遷呢？所以我覺得平民屋宇根本就只想迫走居民，沒想過讓居民回遷。」Jacky說。「我是原居民，光民村的屋是我們的，我們應該要拿回應有的賠償，最少取回這間屋！」
跟其他拒絕簽署退租協議的居民一樣，他在去年10月31日收到平民屋宇的律師信，命令他們一家五口（媽媽，他和太太，和一對子女）在去年12月15日遷出，多麼的殘忍！但他拒絕妥協。
「在2024年1月8日，我收到法庭傳票，然後就抗爭到現在。」Jacky說。
就算他向平民屋宇申訴自己是原居民，代表平民屋宇的胡百全律師樓冰冷發信回覆指，他的爺爺在光民村82號的業權，不會令他們與其他租戶的權益有別。雖然信件證明平民屋宇承認他們是原居民，但也若無其事的抵賴從未賠償對方的責任。
雖然家人支持他作出了不簽退租協議的決定，但Jacky的內心經常感到壓力。「我媽年事已高，記性又唔好，由於我們五個人都合資格回遷，她以為我們很快會有租金津貼，所以成日問我幾時有，我都有解釋在抗爭中，但我都害怕家人到最後會怨我搞那麼久，最終錢又冇，屋又冇。」Jacky說。
見到大坑西邨居民，包括原居民，面對的不公平迫遷，甘神父決定支持他們爭取到底。 除了完成他幫助原居民爭取賠償的心願外，甘神父也支持整體大坑西邨居民爭取妥善安置。
「所有居民應該堅持到底，他們有權爭取他們的權益，我會支持。 平民屋宇最初建屋是為了做慈善工作 ，但最後利用大坑西邨成為搵錢工具，失去了本身的意義，沒有尊重居民的權利。這是一種剝削。」 甘神父說。
甘神父觀察在國安法之下，民間團體由於害怕法例而逐步消失，居民得不到足夠的支持 ，聲音變得微弱，他唯有出手相助。大坑西邨的原居民重遇曾經幫助居民抗爭的甘神父，重新燃點起爭取回遷，甚至賠償，的盼望。「我覺得甘神父好有心，我很開心他幫助我們，做不做得到都好，我感到他帶來了盼望。」Robert說。
申訴組的另一位成員、原居民黃先生，很開心甘神父加入與居民同行。「我們很開心甘神父支持我們爭取合理權益，也讓我們知道光民村以往的爭取，我們要求平民屋宇與我們對話！」他說。
與居民在大坑西邨申訴組街站見了第一次面後，甘神父約了居民在3月21日再來與他們開會——計劃未來的爭取。3月21日來見甘神父的，除了原居民也有其他居民，兩者都留守在邨內為了爭取妥善安置，也有我們。經過商討後，居民現要求平民屋宇為所有邨民提供確實的“妥善安置”，包括：
1）平民屋宇白紙黑字承諾每一位居民也可以回遷；
2）取消所有資產審查，包括去年六月回遷方案宣布的資產審查、和回遷時的不訂明資產審查；
3）恢復所有DQ住戶的居民身份，他們同樣享有回遷權；
4）提供五年不能回遷的後續租金津貼
現時有20名居民決定上庭抗辯，包括原居民Jacky、洪先生、和黃先生，他們大都已經申請了法律援助，但根據居民的資料，法援署最近否決了一些居民的申請，而該署給出的理據非常不足及牽強，有居民預備上訴。
在這第一次開會的最後，甘神父很簡單地說了初步的行動，決定在今日（3月26日）與申訴組成員，到法援署金鐘總部請願，要求部門公平公正地處理居民申請的法援，不偏幫平民屋宇！「請願會給他們壓力！」甘神父說。今天甘神父陪同申訴組的黃先生到法援署，申請法援提出司法覆核，目的是要打開平民屋宇和市建局之間的合作備忘錄。
同時，申訴組成員明天（27日）將分頭進行到五個政府部門交請願信，包括房屋局、地政總署、城規會、市建局、和立法會申訴組。
被譏為「單程證之父」的甘神父 只是關注社會中的最弱勢
曾經在一篇2000年9月題為《左翼神父在香港——甘浩望在堅持什麼？》的專訪中，參與回歸前和回歸後社會抗爭的甘神父指出，年輕抗爭者對殖民時期香港的「留戀」只是一種想像，專權的本質是一樣的。在反中的反修例示威期間，黃絲媒體批評他「不合時宜」、「左膠」 、認為他是「幫助新移民剝削香港人」的「單程證之父」。
總結他一生的行動，他重視的是關注社會中的最弱勢。
在該專訪中，這位左派抗爭者指不喜歡說自己「幫」人，他認為自己只能扮演協助及鼓勵的角色，權益始終要靠當事人去爭取。由1999年開始甘神父便住在太和的公屋，經常由新界走到市區為不同人士爭取公義。他認為現時的香港是當局與資本家妥協的結果，形成官商勾結，剝削低下層，指香港本質上是由資本家控制，黨中央的決策去到地方政府也未必會真的落實！
本報告訴甘神父我們不親中不反中，他非常認同這個取向，說“We are pro-people!” （我們是“親人民”！），而協助大坑西邨居民爭取妥善安置，正是我們和他“親人民”的表達！
幾天前，我們發表了這個調查系列的第一篇文章後，重看內容時，看到紀錄一代人的抗爭的其中一張相，看到自己寫的相片介紹，寫著「甘神父還記得1987年的某一天，他經過中環立法會大樓見到一班婆婆靜坐。自此，他便與居民們一起行動。」相中的他與在立法局門外絕食的婆婆，席地而坐，我們突然有種感動。如果我們做人四海為家，去到哪裏見到哪裏有人需要幫助，就以此為站，留下來與民同行，這是多麼的浪漫，且多麼有意義的生活！實在嚮往，原來我們在不知不覺間已經正在做這件事！
「發聲已經好有意思，因為是一班人爭取正義」
與居民開會後，甘浩望神父，Father Franco Mella 從黃先生手中接回收藏了30多年的剪報，回家去。很快這位意大利神父就會重新上路，為居民爭取應得的權益！ 雖然他今年75歲，甘神父一點也沒有老態。一聽到又要為居民抗爭，繼續要幫港人內地子女爭取居港權的他，又再背起另一個責任，但他心裏一點重擔也沒有，反而好像很有動力一樣，像又找到另一個上帝交給他的任務！
「我們爭取的很多時候很久也未見到結果，能否成功爭取是一回事，居民能夠發聲已經好有意思，因為是一班人爭取正義。」他說
這一句話很有深度，啟發了我們，向他的街頭抗爭精神學習。
《透視報》對於調查報道的集數經常改變，原本打算只有三集，昨天決定變為四集。現在我們延長成為五集，此乃第三集。集數為何經常延長，就是經常有突發的事情，突發的發現，突發的人物，我們已經說過主宰故事的並不是我們，是上天，我們等待事情發生，就如實的呈現出來。
本來明天我們要開始寫大結局，現在推遲，因為新增了一集，講述他們今天的第一個請願行動，相信是香港23條在上週六生效後的第一個請願，這個歷史時刻估不到由這班大坑西邨居民領導，由《透視報》如實的見證。世事就是那麼的奇妙，阿門！
透視報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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